这些对于我来说弥足珍贵。第一版当时根本就没有了，苏联有的老师很好，他就把它珍藏的拿出来送给我，可想而知，这些资料，对于今天是多么的有价值，但我无能为力，没能保护好这些书。
“文化大革命”毁掉的不只是人性，就连那些无辜的书本也被毁掉。看着满书架的东西，那是我收藏多年的成果，转眼间，都被收破烂的收走了。那一刻，所有的书怎能去用价钱来衡量呢。
两件珍宝
回国时，订票、买票都是我们自己弄的。那会儿都不是集体回国，大家各走各的，我是和清华的付家骥一起回来的。我们走的时候就在教研室跟苏联老师集体告别一下，开了集体欢送会。很简单，虽然和老师都没有很深的私交，但却让我记忆犹新。
那个时候苏联讲究买三大件，但几大件都不允许我们带回国。我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照相机，至今还留着。这个照相机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走的时候，教研室的老师也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带东西，他们就说集体送给我一个礼物，问我想要什么，因为我平时酷爱照相，我就说想要一个照相机，于是那些可亲可爱的老师，就买了一个照相机送给我，让我颇为感动。
除了这个，我的导师还送给我了一把刮胡刀，是机械的而不是电动的，让我觉得喜上加喜。因为有次我偶然看见了他的刮胡刀，觉得很不错，欣赏了一番，被他留意到了，老师就认为我可能喜欢这个东西。他很有意思，还在上面刻了汉语拼音“同志”两个字，在欢送会上送给了我。
当老师们把准备好的礼物亲手送给我时，我内心的感谢之情已无法用言语表达。这把刮胡刀我至今还保留着，每每看到它，我就想起了我的导师，他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回国，教学生涯的开始
本着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的政策，1961年从苏联毕业后，我还是回到了人大，回到了我的母校。还是那个教研室，还是那个系，不同的是，现在我是老师了。
我们回来后应该是讲师级别了，但当时学校没有这样实行，还是给我们一般教员的身份，没有职称。当时我教的是企业管理，一个礼拜就四节课，一般的教学课程都是这样安排的。不上课的时候，就去参加国内的一些活动，旁听各部委召开的工作会议。还有就是带学生去实习。当时我负责带越南的留学生，给他们上课，还带他们到工厂去实习。
那几年，我一边当老师，还一边搞研究。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不过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写的。真正算下来教学时间没多久，遇到“四清”运动，我就到工厂去了。
我主要的学术成果都是1978年以后，九十年代完成的。
至今我对自己的教学工作还念念不忘，所以在此稍作赘述。当时我从事的就是一般的教学工作，只是我那个时候比较年轻，而且刚走上工作岗位，心中有满腔热血。我那时边给学生上课，边跟着老教师学习。一放寒暑假就去内蒙和秦老师相聚，那时秦老师在内蒙古大学工作，开学了就是做一般的教学工作。
这样过了几年，其间没有太特殊的事情发生。
四清那些事
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席卷神州大地的“四清”运动（1963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指导“四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运动；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从而上演了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
那个时候人民大学积极响应，安排老师下放，准备安排我到农村去。其实之前我已经在农村待过一段时间了，那次是到房山的一个村，去了两个星期就回来了。那个时候我刚从苏联回来，不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把我分配到那个农村最脏的一户家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卫生条件特别差，刚去时我一点都不适应，时刻都像捏着鼻子似的，硬忍着。虽然环境艰苦，但我和那家人相处得还不错，就强忍着坚持了下来。
他们家管我吃，我交粮票和饭钱，我随他们一起到生产队劳动，也就是干些拔草之类的农活。我是当学徒工出身的，也就不怕劳动。苦倒不苦，就是不习惯。晚上我不是同他们一起住，我单独有一个住的地方，房子不像房子，棚子也不像棚子，四面都通风，反正条件特别差，不过忍忍也就过去了。
因为这个，我还受到了上面的表扬，说一个出国留学刚回来的学生，被分配到最脏的、条件最差的一个村民家去，表现的还不错，让我有了一些荣誉感。不要以为下放到农村就没有人管你了，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组织上看着，贫下中农看着，带队的也都看着，而且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总结汇报。下乡那会儿，在吃上，我从来没计较过，毕竟条件有限。但人家还是对我特别照顾，就是卫生条件差一点，咬咬牙也就过去了。所以我下农村这一辈子也就两周时间，不像秦老师她在农村一待就是几年。
现在回到起初说到的这次下放。那时候学校说停课就停课。因为我们在教研室里面管不到全校的事情，学生不是我们管的，我们就是要上课就去，不上课我们就活动。我也应该到农村去的，但后来说学校决定要恢复校办工厂，因为1958年已经办过一次，后来停了，直到1965年，刘少奇说学生要半工半读，校办工厂应该恢复，恢复工厂的话就需要人手。
1965年恢复工厂的时候，领导得知我原来在工厂干过，对工厂运作也比较熟，所以就把我跟校工厂的一位老师换了一下，让那个老师到农村去，我就留在校工厂了。学校继续上课，实行半工半读。
当时让我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去工厂，我还是比较乐意的。工厂就在学校里面，我的家、孩子都在学校，也不用去农村搞“四清”。去农村搞“四清”，那是组织的安排，抽一部分老师去就行了。叫你搞“四清”去，你就去搞“四清”；让你留在这儿教学，你就在这儿教学，反正听上面的安排就对了，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这都不是能由自己决定的。对我来说，去工厂当然比去农村好多了，一来我对工厂比较熟悉，二来又不用离开家。我如果也去了农村，那这个家就没人管了，秦老师已经下放到农村去了，这几年一直是我在管孩子。她在农村待了几年，第一年没有休假日，她没怎么回过家，后来虽然每月会休假，但由于交通不便，回来的时间很短。那段日子，我是又当爹，又当妈，不仅要送孩子去幼儿园，还要去工厂上班，也是那段时间让我体会到秦老师以前是多么的辛苦，让我对她备加感激。
幸好孩子上的是全托，一周也就回来一次。当然在那几年，多亏了工厂里一些师傅的帮忙，所以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孩子偶尔会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妈妈而哭闹，但无大碍，过得还算愉快。
立足工厂，奉献自己
校办工厂（北京青锋机床厂）是在1965年恢复重办的。那个时候按照教学改革的要求，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提出了半工半读的主张，就是让学生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的劳动和学习。我们学校就把工厂重新办了起来，而且是在劳动课的时间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