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文革”
人大两派搞武斗，校工厂是必争之地，因为这里有设备、有物资，可以制造武斗的工具。我们校工厂虽然也分成两派，但工厂是大家辛辛苦苦办起来的，都不愿意它落到武斗队的手中，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来保护工厂和工厂的财产，但都无济于事，工厂终于被一派占领了，成为武斗的基地之一。
我怎么回避也逃不脱噩运，我被武斗队抓去，关了起来。原因是工厂有些已包装好的产品和值钱的物资，学校财务已冻结，造反派头头搞武斗缺钱，就动起工厂的脑筋，当时工厂的公章在我手上，他们要我交出公章，我不肯，他们就把我抓走，拷打了一夜。这件事把秦老师急坏了，第二天一早她就带着女儿到人大，托熟人进去看看我被打的伤残程度。过了几天有人通知我，工厂有关领导和会计已把票据等材料藏好了，人也离开人大躲起来了，光有公章也办不成事，给他们好了，这样秦老师才用公章把我换出来。当时人被打的鼻青脸肿的，出来后就在亲戚家躲了一周，伤稍好就带着女儿去南方秦老师老家，上海自己家都不敢去了，等军宣队进校我才回来。
工厂停了好些日子，一直到军宣队进厂才恢复生产。但学校已停办，好些老师被分到江西干校去了，而我们校工厂的都留了下来，那段时间因为没人管，校办工厂暂时归北京师范学院管，后来学校遇到困难，又归北京市教育局管了一段时间，最后到北工大，又从北工大回到人大。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因为校办工厂里面的工人比较本分，说生产马上就恢复了，军宣队进工厂，我们就是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当时同一个车间的人也可能是两派，但从来也没发生过什么冲突。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校办工厂的设备没有遭到多大破坏，停了一年我们又回到厂子里了，厂子的效益也不错。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江西干校需要一些设备，如制造采石头的机器，他们盖房子要采石头、磨石头，我们工厂给他们生产机器。江西产茶叶，还给他们生产采茶叶的机器，连加工茶叶的设备我们也生产过，而且制造出的产品的认可度很高。
学校要建图书馆，我们负责生产钢架子。所以说当时对我们工厂影响不算大，工厂恢复生产后一切进展都很顺利，得到大家的一致 好评。
那个时候已经到“文化大革命”后期阶段了。前面闹了一段时间就不再闹了。学校都解散了，没有了学生，老师也都被下放了，人民大学也被占了。只剩下留守组的人处理后续问题。
学生们都毕业分配走了。有的下放到农村，有的直接回家去。学校的老师都到江西干校去劳动，连家属都一起带走，只有校办工厂的这些人还是留在原来地方继续生产。
学校停课后，孩子教育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段时间我们抽空带他们去八一湖游泳，我的孩子都是在那时候学会了游泳。没有连环画和小人书，只剩下唱样板戏、跳舞什么的，他们倒是都学会了。这些事我只能抽空去做，因为我还要工作，而秦老师上山下乡到北京郊区，交通不便，她只能两三周回来一次。我把孩子送到一个朋友家里，因为她是家庭妇女，这样让我放心了好多。
那些年父母都还在上海，我父亲的工厂遭到的破坏比较大。但父亲幸运地躲过了这次灾难，没有被批斗，因为他不是领导。他们工厂公私合营以后，好多老员工都被调走了，没有留下几个，父亲后来也被分到其他地方了。这些年整个社会都是混乱的，家人倒没有因此发生什么大事，只是那个时候我弟弟参军了，再说“文化大革命”闹的凶的地方是学校和一些大的工厂，一些小单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我自己也算是平安渡过，那个时候我没有得罪人，人际关系处得比较好，加上我本身比较清白，是工人出身，所以 “文化大革命”对我不能说是冲击。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厂里面是领导人之一，作为留苏回来的我，又被戴上了一个“苏联特务”的帽子，和其他被批斗的人一同游街，但只是跑了一趟，我就没事了。不管是被打，还是被戴高帽游街，我的心里都是想得比较开，比较豁朗。我这个人比较能拿得起放得下，所以“文化大革命”对我没有多大的伤害。
回到人大教学
1978年，我被调回学校，开始了我真正的教育生涯。
改革开放以后，我带学生去实习，学生说跟着这个老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提问题，意思是说没什么问题可问，因为我把每个细节，每个知识点都给他们讲到了。
那会儿，我对工作很有激情，身体也特别好，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记得带学生到上海去实习，那时交通还不太方便，要走好多路。有的时候我走得比学生还快，他们几乎都跟不上我。我的精力一直比较充沛，作为老师这也是一个好的方面。
我不怕吃苦，虽然好多东西我们在理论上不能够很快地跟实际结合起来，但是在实践里面总是能够提炼一些东西出来。这对我这一生来说，用“连贯”这个词形容一点不为过。从进入工厂一直到现在，我在企业管理和生产方面，坚持了下来，也没想过从这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去，而是在这个行业里不断积累经验，磨炼自己。
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就是老海归。其实在我留学那个年代，没有选择去哪儿的权力，只能去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西方国家根本不可能去。而当年的留学，也不是自己想去就去的，而是要通过国家、组织上的选派，这跟通常大家理解的统一考试还不是一回事。
现在就开放多了，公开留学，指标下来以后，大家都可以去报考。
从工厂到上学，再到留学苏联，与其说机会一直眷恋着我，还不如说是我自己很好地把握住了机会，因为我预先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学校的领导比较重视我，把我调去组织一个新的教研室，创建一门新的学科，我也能适应并得到大家的认同，这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
我这一生过的比较愉快，所以到现在我的身体好，不得病。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不解放，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毛泽东领导的这个制度，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可能我还在工厂里面待着，还在进行劳动，不可能上大学，也不可能去留学。这些制度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为我们创造的优越的东西，虽然在这一阶段有很多政治运动，好在我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新的教研室•新的收获
1978年回到教研室以后，先前工业技术学专业的那些老师，在人大停办的时候，研究了好多国外的资料，他们看了很多东西，然后向系里领导提出了组建新的教研室的建议。原教研室的主任叫邓志刚，他向系领导推荐，让我回来组建新的教研室，因为我在苏联学的是工程经济，既懂工程又懂经济。系里的人觉得我人品挺好，借着这个机会主动把我调了回来。
新组建的教研室里，邓志刚当教研室副主任，我当主任。还有一个老教师当支部书记，我们三个人和一些老的骨干教师就筹备起来一个新的教研室，叫管理系统工程教研室。为什么叫管理系统工程呢，是受了钱学森的影响。1978年9月，钱学森等在《文化报》上发表了《组织管理技术——系统工程》，从而开启了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应用的新纪元。我们吸收他的思想，搞管理系统工程。管理系统工程主要把三个理论结合在一起，一个是系统论，一个是控制论，还有一个是信息论，三个理论都用在管理里面，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管理系统工程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