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指导委员会的时候，我就退出来了，因为我快到退休年龄了。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人大商学院的院长，由他接着去做这项工作。
人民大学在袁宝华当校长的时候，也就是1990年，已经开始办起了MBA班，而全国1990年才开始做这方面的调研工作。当时袁宝华校长把全国的各个业务部门，教育司司长请到人大来开会，商讨人大MBA班要在1990年开始招生这件大事，希望他们能派学生，结果第一期我们就招了39人。这批学生毕业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全国是在1991年才开始招生的，而我们恰恰是在这之前，所以学生就有怀疑：国务院学位办到底承认不承认？给我们发不发MBA的学位证书？因为到毕业的时候学位证都还没有发出来，学生难免会有这些疑问，实属常理之中。后来我们学校通过努力争取，这一届学生的学位证书才发了出来。这也为以后人大MBA的招生铺平了道路，人大也走在全国创办MBA的前列。
从管理学科上来看，教学的质量，教学实力，我们人大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相关学科齐全，不仅有商学院，还有法学院、金融学院、劳动人事学院，这些都是管理里边支撑的专业，所以从综合力量来说，人民大学实力是雄厚的。
过去的职称是要靠评选得来的，评委专家有提名我的，我主动要求排在后面。我就是这样，有自知自明，尊重别人。从工厂到学校当系主任，人际关系都挺好，大家都比较尊重我，我一直坚持“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这么一个原则，特别是教研室的这些同志对我更好。我的这些性格特点可以说是受人大的影响，为人比较务实。
我跟大家相处，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也不会以领导的身份去压迫别人。有时候大家需要的话，我会支持他们的想法，所以能跟大家和睦相处。
在我任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很不公平，原先定的是各系主任轮流当，但没有执行，而我一下子当这么久。我们工商管理学院是一个虚设的机构，没有办公室，就只有一个图章，谁当副院长，公章就在谁那里，就是说公章就在工业经济系里面。我当系主任时，学院还有好几个系，如贸易系、会计系、农经系、外国经济研究所等。要是轮流当的话，有些项目就不好开展下去了，而且有的项目是连续的，所以不好交接，因为工作性质不允许有间断。当然，我并没有提出一直兼当副院长的要求，这都是学校定的。
1990年的时候，成立MBA不是由工业经济系单独做的，而是需要好多系一起配合组织着来做，所以派教师的时候，我就跟其他系的老师商量，希望派一个好教师，看派哪一个比较合适，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1992年实行起来之后，到1996年变成实体那就不一样了，我做了很多工作，MBA是我一手办起来的。1996年以后，MBA就开始公开办班了，收入也开始增多，这个我也没有想到。后来我跟他们就开玩笑，好的都让你们得了，不好的你们也没有落着。
我们派了教研人员，到国外去进修。先后到东欧、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去，和加拿大有合作项目，前后派去四五十人，有读MBA、读博士的，有三个月进修的，有半年进修的，还有一年进修的。英国的阿斯顿大学我们也派去好多老师，学习进修。
我一边忙着学科建设和合作项目的工作，一边还要负责教学工作，每一天的生活都被工作占得满满的！做教师，没有上班下班的时间，不管什么时候脑子里都得工作着，没有星期天，当时压力也是挺大的。
当时是怎么坚持下去的，我现在也不知道，只记得那时一边研究工作，一边还要上四节课，工作量特别大。
人大系主任
我虽然没有特殊的成就，但作为系主任还是称职的。我在任期中领导我们系做的教学、科研，在全校来说，还是走在前面的，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欣慰，我没有辜负党对我的信任，并且很出色地完成了 任务。
我工作完成得比较好，这个事情我很明白。该我做的工作，我都做了，我也不跟别人争地位、争名誉、争利益，我觉得自己很知足。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但是对自己的工作从不怠慢，而是认真，刻苦地去完成。
在工作中，系里的干部和教师，特别是老教师们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大家很团结，做事很协调，几乎没有出现矛盾，这就犹如一股潜在的巨大的力量，支撑着我们。大家把劲都攒在一起，而没有把精力花在不该花的地方，明争暗斗之类的事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办事的原则是，有好事不首先考虑我自己，而总是把别人放在前边。我当系主任，省外的活动经常接二连三，出国机会也很多。我分析、考察每一个人，只要他学识方面较出色，我就想办法给他安排机会，争取每个人都能出国学习。这样既增加了我这个团队人员整体的学识，也平衡了大家的心。这些事情，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考虑得很周全。
我和大家的关系处的比较好，大家也比较心连心，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同志们对我大力支持，我也对同志们很真诚，这是相互的。我提教授的时候，尽量让周围的同志们先上去，等他们都差不多被提为教授了，我上去谁也就没意见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提博导的时候，竞争很激烈。因为我们人民大学有很多老教授不可能都上，这个时候我不能去跟大家争。尽管很多人推荐我，认可我，但我还是没有当，推荐一个比我资历老的教授上了。他当博导后没多久，就突然因病去世了，对此事，我心安理得，如果他没有当上博导，就病逝，我会很不安的。
所以我总结出，人这一生不能忘记两样东西：吃苦，吃亏。我退休下来之后，大家都很关心我，都很想念我。不管是工厂也好，还是系里也好，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地道。
在我当领导，工作压力最大的那几年，我爱人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鼓励。她比我早参加工作，入党也比我早，所以她有工作经验，每次遇到不顺心的问题，总是她帮助我，关心我。另外我没有上过高中，文化底子不如她，她是正规的高中毕业的，功底比我强，我写东西也是她帮助我。
我只是做着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和应承担的责任，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贡献，我也不是全国著名的专家。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不但没有耽误教学任务，还做了一系列的科研工作。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我一直为我的事业奋斗着。对于一个教育工作者，能被评为教授，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起码组织上是认可我的。所以我觉得比较满意，也比较知足了。
成立公司
1987年，由徐昶教授带头，我们在系里面办了一个咨询公司，独立经营。公司创办十多年，我们工经系的奖金发放，有一部分是从这个公司的收入里拨出来的。另外我们把科研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带着研究生或者本科生去外面做研究，直接参与项目的执行。企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忙解决，比如帮企业开发系统之类的。比如无锡一家工厂，要搞技术上的研发，我带学生去帮忙，后来工厂发展起来了，他们还说工厂的信息系统是我们人民大学开发出来的。
1987年我们教研室接受国家任务，参与全国厂长统考，为各地矿长做辅导报告。其中包括石油系统。
之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渤海石油公司向我系提出咨询要求，最后商定出资万元为其完成组织结构调整研究。约一年多时间我们完成了这项任务。当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有六人参与了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