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要吸收他们精华的东西，还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出和他们联合编写一套。我们的编委老师写出提纲，然后请加拿大方面相应学科的教师、教授看后，对我们的提纲提出修改意见，那时他们有的老师挺负责的，还把他们的一些素材寄了过来。写作权还是属于我们学校的老师，他们只参与提纲的讨论。但是出版的钱确实是他们出的，包括出版的经费、研究项目里面的经费都是他们提供的。当时我管这个项目的时候手上掌握有很多的钱，很多加元、美元。这些钱是专款专用的，只能用于跟项目有关的开支，所以我们一直到1996年还没有用完。
为学习去国外
至于剩下的钱，我们买一些设备供实验室用了。
麦吉尔大学和我们是直接对口的项目合作学校，它还联合了女王大学、舍布洛克大学、卡林顿大学一起做这个项目。我们呢？也不是只有人民大学，我们还联合了兰州大学、吉林大学。所以在作项目过程中，派人出国考察的话，也不完全是派人民大学的教师，也会给兰州大学、吉林大学一些名额。
第二次出国考察的时候是我带队的，我带了兰州大学的一个老师。组织考察活动的时候，人民大学应该考虑到吉林大学和兰州大学的需要，经费也拨给他们些，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融洽的。
为什么会选这两个学校，也不是我们说了算，那个时候这些都是教育部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大学管理教研项目。教育部在学校里分了几个部分，一个是人大、一个是南开，还有就是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大，然后每个学校都要带几个其他的学校。
项目经费批下来以后，比方说是两百万，但可能会遇到通货膨胀，几年以后这两百万就不值两百万了。如果说通货膨胀率是8%，那么加方教育部门每年要加8%的费用，这个就是通货膨胀率在作祟。当然这些经费都在加拿大手里，我们用钱的话要通过他们。最后的好处是，两个学校剩余的经费都在麦吉尔大学那里了。我们做计划，尽量把这些经费用到实处。我们做的案例调查，写的书，派我们的教师、学生出国考察，这些都是项目的一部分，可以名正言顺地使用这些经费。我们到加拿大去考察，考察的路费、住宿生活费等开销，都可以从这个项目经费里开支。
我们还和英国新城市伯明翰的阿斯顿大学管理学院签订了协议。1995年我去了英国，在阿斯顿大学考察了近两个礼拜，那次还顺便去了英国的伦敦和其他一些城市，当然也是要谈一些关于科研合作的项目。另外主要是派我们的教师，到他们那儿去进修，同时请他们的教授到我们这儿来讲课，开展学术交流。
错失机会
我留学时学的俄语，英语没有过关。因为语言不过关，我错失了好多出国进修和交流的机会。有一次在印度有个学术交流会，印度方面是希望我能参加的，但是我要去的话只能一个人去，不能带翻译。考虑到我的语言不过关，只能放弃。还有爱尔兰，也要求我去，但也是语言把我挡在了门外。回想起以前，如果在“文革”那段时间，我能趁着没事的时候好好学学英语，也不至于后来有那么多的遗憾。
那时候好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当“逍遥派”，但他们的外语都学得比较好。我在那个阶段没有下决心把英语学好，要是我的英语过关的话，改革开放以后的对外交流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这是我自己的失误，当时没有抓紧时间，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师生关系
人大复校后，1978年招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我们教研室招了五名，其中耿吉第分配给我，这是我培养的第一名硕士研究生。这项工作对我们老师来说也是一项新任务，因为我们这批老师都没有带过导师制研究生。当时论教学经历算我最浅，但我有优势，因为我是教研室中唯一的正规研究生毕业的，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我都清楚。而且在培养过程中遇到问题，我就会回忆起我中国导师王嘉漠教授、苏联导师阿查里•萨莫依罗未奇•卡斯教授是怎么指导我的，我攻读研究生的任务是怎么完成的，所以我还是比较称职的。另外我们教研室还发挥集体力量，采取个别培养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导师们与研究生一起到企业实习、调研，一起参加有关的学术研讨会。教研室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实现得非常完满。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教研室培养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今天已成为国内一流的专家、教授。其中许小年是中欧管理学院教授、著名金融专家，薛恒新是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耿吉第是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教授，李宝山、马月才留校，都是人大商学院教授。他们在教学、科研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
前几批硕士研究生都是个别培养的，所以可称为“单件”生产制，现在研究生培养成了“成批”生产制，一个导师同时带几个研究生，而且批量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博士生培养也成了“成批”生产制。个别培养不仅教学效果好，而且师生间接触机会多、关系密切，感情也深。我们与前几批研究生一直保持联系。比如耿吉第从他毕业分配工作起，至今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在教学、工作甚至人际关系怎么处理等方面的问题都会来与我商量和讨论，我也尽量帮他出些主意。我不是李宝山的导师，他毕业留系工作后，我在教学和生活上给予他一些帮助，我们俩的关系很密切，他对我常把“饮水思源，师恩不忘”的词挂在嘴边，我听了还很不好意思。他出版著作、完成科研和获得奖励时，终不忘说：这是老师教导的结果，我没有给老师脸上抹黑。
我有一个研究生叫徐辉，今年教师节前来看我，说起在校时，我让他加修俄语，在校学习期间还派他去苏联短期考察、实习，这在当时作为特例申请才办成的。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有关部门对俄罗斯现状作调研，还到驻俄大使馆工作了一段时期。我当时对他的安排，在工作中发挥了效应。他对我说，研究生时期的学习对他的影响太深刻了。
我还有一个硕士研究生叫周煜，她是我的关门弟子，毕业后派她到比利时读MBA，同时也派了王如起（她爱人）一起去那里进修。现在她俩已在加拿大定居，回国探亲时终不忘来看我。他们的工作、事业也很出色。生有一儿，并把父母、弟弟都接去了加拿大，一家人在国外过着美满的生活。
与管理结缘
我15岁进工厂当学徒开始接触管理，1951年进入人大学习工厂管理，毕业后当研究生又学企业管理，留苏研究工程经济，回国从事管理专业教学，1965年起担任校办厂副厂长。1978年我回到教学岗位，一直担负着双肩挑的任务，先后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刚进工厂时接触的是西方泰勒制管理，进人大上学直到苏联留学，学的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模式，1965-1978年在工厂我直接搞管理工作，而且是全面的。这时期我把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把学过的有用的东西都用上，无论是西方的，还是苏联的，我都采用。西方泰勒制的管理方法有科学之处，过去上海新星机器厂的一些好的制度和方法我都用上了。苏联在宏观上搞计划体制，不适合经济发展的现实，但从微观上说，苏联的企业管理还是有很多科学的、先进的东西。他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科技水平和其他各项指标都高于我们，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把苏联有用的东西都用上，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和检验，使校办工厂迅速建成并发展起来，使小厂办起大事，产品不断升级，有的还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