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成了小插曲，只能不了了之。
解放以后，我们厂受到上海华东工业部的重视，很快就公私合营了。当时，这个厂子确实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很多师兄弟都去了外地的工厂，比如常州机械工厂、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二汽工作了，还有沈阳的飞机场，并且在那些地方他们都当了领导，有一个还当了沈阳飞机场的总工程师，都干出了成就，也为国家作了不少 贡献。
迁址后的工厂
抗美援朝的时候，很多师兄弟参加了军干校，我第一个就被派出去学习了，这是华东工业部直接下达的指标。
时至今日，我们师兄弟在一起回忆时，都不禁感慨，当时虽然受到一些剥削，但是我们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资本家的确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些人也不是凭空想象，他们有一定的理论，也掌握了全面的技术。每当想起他们的这种剥削方式，完全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招一些学徒工，工资少得可怜，到满师以后绝大部分都被撵出去了，就让人觉得可恨。留下来的个别人，就开始带下面新来的徒弟。另外就是提高工作效率，工作相当的紧张，八小时的工作排得满满的，甚至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八小时，你应该做多少个，都是严格按照劳动定额来的。规定加工一个零件十分钟，你就得十分钟完成一个。
那些资本家也不可能天天盯着工人，而是隔三差五地来视察工作，我们得到小道消息后就赶快做。当时老板经常抽雪茄烟，所以大家对烟味极其敏感，他们每次来视察工作，人还没来，一股烟味就已飘了进来，这也算是给我们提前报警的特殊信号。我们一闻到雪茄烟的味道，就赶紧低下头迅速地干起活来，所以很少有人被老板抓到训斥。
有一次我干活的时候，我的工程师过来说我的活还有一点问题。这话说的真不是时候，恰巧老板就来了，什么都不问，上来一下就把我拽起来：“你这个小家伙好好听着……”然后就是一顿臭骂。我也似懂非懂，只是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总是小心翼翼。所以列宁讲，泰勒的管理只是榨取工人血汗的科学管理方法而已。
我们的生产效率，比旧社会的其他工厂的不知要高多少。而大家的工资还都是学徒工的收入，他们想尽一切方法来榨取我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不过这样也培养了我们一种严格和严谨的工作方法及工作态度，这使我能够与后来学的工厂管理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工厂的业余活动就是组织我们上课，大家只能趁上班之前集中在牛奶厂附近，踢会儿足球，一听到老板来了，大家都一溜烟地跑了，跟打游击似的。
我们住在一起，从没有争吵过，大家一起活动，一起学习，好像和学生的生活一样，无忧无虑。解放后，我们有了些共同的爱好，那个时候厂里组织吹口琴，我们就一起学了起来，还有滑旱冰。解放后，我们就像出了笼子的鸟一样，活蹦乱跳，开心得不得了，终于能够重享自由时光了。
临解放前，厂子停办了，一是当时出现经济困难，一是怕我们在厂子闹事。我们都回了家，待了两三个月，解放后，很快就又回到了工厂，只不过和以前相比，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以前那样没有自由了。管理方法也不再是以前资本家的方法了，是另外一种。总之是改变了，解放了我们，工作也有保障了，没过多久工厂就公私合营了，这个厂子也为国家后来的工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从我十五岁进这个厂起，到以后很多年，工作上从来没有遇到过大的困难，一直都很顺利。肩上的担子也从来没有卸下过，那时我就开始了自己独立的生活，挣到工资自己也从来没有买过什么，就算礼拜天出去也从不给自己花销，大部分钱都交给家里了。因为作为长子，我必须做好榜样，尽到我该尽的责任。
在那几年时间里，我拼命地往前奔，生怕丢了这个饭碗。如果在厂里面万一出什么事，都会牵扯到担保人，所以我在厂里行事，都如履薄冰，处处都小心翼翼。
虽然食宿不错，但精神压力时常压着我们这些还未成熟的青年。工作上稍有闪失，就会面临被开除的危险。像富士康出现的自杀事件，我们厂也出现过一次，工友因为要被开除，想不开，吃了氰化钾死了。至于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解放以后，以前的种种条约都可以解除了，包括那些为了生存的女工们。年轻人可以开始谈恋爱了，有的也结婚了，令人欢欣鼓舞。
工友离奇自杀
在工厂里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师兄弟自杀了，服用了氰化钾。这种物质是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在进行钢材热处理后必须添加的化学剂，所以每日都放在车间，也没有人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它身上。没想到，某一天的夜晚，我的这个师兄想不开，用它把自己送上了黄泉路。据北京的一个师兄所言，是因为厂里要解雇他，他面临着家里紧逼而来的困难，无路可走，终于做出了这件让所有的人都始料未及的傻事，但对于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
这件事给大家带来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从每一个人脸上阴郁的表情，能看出大家内心的伤痛，只是谁都不愿再提起，大家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工厂的效益日益提高，我们这些工人得到的只是食宿和还算不错的待遇，而对于那些资本家来说，却是丰厚的经济利润，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得意而贪婪的笑容。
离开工厂
1951年我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父亲一直在他以前那个厂里工作，直到公司破产。说起父亲的工厂，老板跟我们家里还有远亲的关系。厂子不大，只是二三十人的那种小作坊。
我当时之所以没直接去父亲工作的工厂，是因为厂子条件不是很好，刚好又有另外一个很不错的机会。至于父亲为何没有换到条件好的地方，主要是我去的厂子不要父亲那个年龄的人，他们只收年轻的学徒。
我们的厂子在任用管理人员方面也是精挑细选，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亲信。后来我们知道，老板在我们中间安插了亲信，监视着我们，工人的活动这些亲信都会通过打小报告汇报上去。我们知道后就更加小心谨慎，不敢做太出格的事情了，可见管理是多么的严格。
我们厂的三四个工程师，是美国莱斯特大学毕业的，专管技术。我有一位师兄姓牛，也就是后来到兰州石油总公司去的那位，那个时候他们都可以直接用英语交流。所以这个工厂，管理采用的完全是西方的那一套方法。其他的基层员工，根本不可能被提拔上去，干够三年直接走人，留下来的几个就带下面的徒弟，年纪大了也就让他们 走了。
我那个堂叔，就在这个厂里面，我去时他就在，后来因为年纪问题，离开了那儿。他们不是直接赶你走，而是想方设法让你待不住，直到自愿离去。刚进去你就必须老老实实干活，他要你工作出效率。不允许有一点别的想法，他不想看到你只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工人或工序工人。他不但要求你要精通一项，而且还要你掌握全面的技术，必须一专多能，所以在这五年里，基本上所有的设备我都摸过，所有的机器我都能开。
我是1946年去工厂的，不到三年就解放了，也就没有遇到上边所说的被逼离开的情况。
上海解放前夕，工厂停产，工人回家。在家的那几个月，因为我没了工资，家里经济再一次出现了困难，此时家里已经有五个弟弟妹妹了，我也不能在家这样闲待下去，所以我决定出去摆个地摊，可以有一点收入。正好那个时候父亲厂子也有些东西卖不出去，权当尽自己微薄之力。在作了一番简单的准备后，我把父亲厂里的汗衫、棉毛衫什么的都拿去摆地摊，有的时候还收到假银元，不但没有收入，反倒赔了一些，这一天也就白忙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