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央分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被“指定”的。这时候的干部自然也分成了正反两大派，反面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就是“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司令，理所当然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两个“走资派”。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运动一开始就把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各地各单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所用的词语是“打倒”、“砸烂”、“炮轰”、“火烧”之类，凡是词汇里杀伤力最强的都用上了，国内各地上上下下都在口诛笔伐，一时间他们全部成了“过街老鼠”。
“文化大革命”采取的是刚刚过去不久的社教运动经验，社教工作队每到一个村先从“怀疑一切”开始，把每一个干部都当成“假想敌”，用当时的说法就是“有枣无枣打三杆子”，打下“枣”来了是他们的胜利，打不下“枣”也没有什么关系，按群众运动的逻辑就是对这些人进行一次考验，经得住考验就说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炼”本身就是上级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干部还是很单纯的，大部分干部没有官僚意识也没有邪心思，只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的时候，听说过有的资本家拉拢腐蚀干部，这可能就是行贿的开始吧。“糖衣炮弹”的叫法说起来也有它的时代特征，我们的干部多是从战场上过来的，说话打比方也离不开战场，大家把行贿行为叫做“糖衣炮弹”，是因为炮弹的杀伤力太大了，连建筑物都不在话下，人更容易被诱惑，当时把行贿比做“糖衣炮弹”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走资派”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用语，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部分干部被安上“走资派”的帽子挨了整。跟刘少奇的路线走，是当时“走资派”的一大特征。毛泽东在1969年4月28日说：“他（指走资派）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文革时爱人去世
毛泽东在1966年8月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毛泽东虽然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他心中，还是把“走资派”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看待的。从打倒“走资派”到解放老干部。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想，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得不对“走资派”的概念重新认识。他重新认识的结果，是提出了“犯走资派错误”的概念，认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要团结这些人。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中写上了这样的话：“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九大和九大之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中，他再也没有提到“走资派”一词。
在这之后，从全国来看，虽然仍有人偶尔提到“走资派”这一词，但作为政治口号来提的情况少多了。但是，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在党内横行，他们当年有一个说法——“走资派还在走”，提出要重新打倒“走资派”。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走资派”的概念就成了历史。
我爱人当上食品厂副厂长，被打成“走资派”时，我们家并不富裕。我住劳动局技工学校的房子，一套三居室是单位分给我的。但他自己没有房子，没有地，银行也没有存款，老家是燕郊的，离这里挺远的，组织上也不会去调查。说我爱人是走资派无从说起啊。所以我就劝他：“怕什么的，你心胸宽阔一点儿。”
但他心胸比较狭窄，老是心脏疼啊胃疼的，他人不错，是老实巴交的人，没有说今天我讨厌你了，明儿我再找一个，他不是那样的人。他那会儿老是不敢回家，怕造反派把他抓走，就老住在一个修表的老头儿那里，老头女方去世了，有没有儿子我说不清楚。他晚上的时候都挂窗帘，有时候在墙根那里看看有人没人。家里有人他还怕，就是胆小怕事。他说：“你不知道开会的那个场景。”我说：“那个我倒不知道，没看到过别人斗你，整你。”
他怕别人来家里揪他，当时心情挺不好的，那时候还吃着药，感觉心里头难受。有一天正好九点钟他疼得不行。我们邻居有一个在劳动技校开车的叫何玉鹏，我和儿子支杰我们仨把他送到宣武医院，到急诊室输液，急诊室的病床高，大夫还没来呢，就没气了，相当快他就去世了。那时他才四十六岁，是1984年夏天去世的。
他走的时候大儿子不在身边，其他人都在。当时他去世以后，支杰就给大儿子打电报去了，然后他和何玉鹏把我送回家，俩人还陪着我陪了一宿——那时候我真是难过啊，怎么就这样走了，本来挺挺就过去的事，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真的替他惋惜。这就是“文革”，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黑白颠倒，有多少冤假错案，有多少人就这样被害死了！
我就觉得家里有儿子又有女儿和和美美的，何必因为“走资派”想不通啊！他就是想不开。他比我大一岁，他属牛，我属虎，他是1925年出生的，我是1926年出生的。“文革”对我家庭的生活有影响啊，都不安全，那时候两个女儿都结婚了，两个儿子没结婚。爱人死了后就我独自把家给撑起来了，那些日子真的不容易啊！
我1985年就跟别人换了房子。1984年爱人走了以后，大儿子到原平插队去了，大儿子在外面插队，听到这个消息第二天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第三天就火化了，开了个追悼会。
终于等到有条件跟人家换房子了。正好劳动局烧锅炉的生了个双胞胎，他想换个房子省得来回跑。我说：“行，但得去看看。”后来我和支杰到那里去看，看到双胞胎在那里睡着，瞅着房子的条件还可以，比我们原来樱桃园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比较安静，再一个有厕所。我们樱桃园是筒子楼，一楼一个厕所，二楼一个厕所，有时三四家共用一个，有时六七家共用一个，一个厕所两个坑也不方便。我们觉得还不错，就换房了。
因为我是副处级，应该享受90平方米的房子，但是现在单位分给我的房子才７０多平方米。后来那边房子因为古玩店要扩大重建拆了，人家又给了我们15平方米的一居室，这样才够９０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