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以后我买了辆旧自行车，上班得骑车。劳动局在地安门里，从他办公室，就是东单这里，我骑自行车到地安门，路过景山东街。后来我爱人就在地安门唐子胡同租了房子，就两间东房，不大，租金得十几块钱，在那儿住我就不用骑车了，出门以后过马路就到劳动局了。我爱人那时还在一区工作，后来1956年调到食品厂的。我爱人的工作——第一区通信员是通过我表叔介绍的。这表叔是奶奶婆（公公的母亲）的侄子，北京解放后从南方来的，他是搞政工的，要是不通过这层关系，我爱人还在文具店当售货员。
表叔把他介绍到一区去以后我爱人入了团，搞通信工作，后来入了党。他在工作中挺上进的，后来去食品厂是单位给他分配的，和那个表叔就没有关系了，这说明支善堂表现不错。他到食品厂直接当的厂长，手下有很多工人，厂长都是掌握大权的。我和表叔后来也有联系。后来表叔还打算回他们燕郊，表婶也到那里去准备落户，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落户，又回南方去了，跟他的妹妹叫尚姑的一起去了南方。我爱人去世以后就没和表叔联系了。
相识相爱到结婚
结婚的时候他父母没来北京，有了孩子以后就把他父母接过来了。他父母都不错，结婚以后生活条件还不错，有饭吃吧，老婆婆给做什么就吃什么。结婚后我有时候休假就去看妈妈，起码给妈妈买两条烟带过去，而且买哈德门烟，前门牌烟，她抽这个。后来有了好几个孩子了，我弟弟说：“二姐，您以后甭给妈买烟了，您都有好几个孩子了，生活挺不容易的。”
那个时候妈妈想抽就抽，我们没有劝过她戒烟。母亲和弟弟一起生活，八大人胡同的房子要卖的时候我们就搬家了，后来弟弟在针织厂住的是平房，母亲就和他们一起搬到平房里住了，母亲去世也是在平房里。后来我弟弟又搬到楼房里住了，他住的楼房跟我住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住三楼我住五楼。
后来我跟爱人住的是他分的两间东房，是平房，我在劳动局收入是49.5元，老伴比我多不了多少，也就是100挂个零。那个时候生活还可以吧！我们周末有时候到后门那儿散散步，也会买点儿东西，但是没有再看电影。我们下班回来以后都是老婆婆做饭，有时候爱人也帮着做饭，我也帮着做点儿。他爸爸当时没接过来，后来也来了，就四个人在一起住。我们结婚一年后，才把他的爸爸妈妈接过来的。爸爸来了关系也不错，老实巴交，既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妈妈以前抽旱烟，后来也不抽了。我和婆婆关系不错，老婆婆来了以后觉得挺不错的，反正比他们农村要好。一般家里买什么东西都是我爱人做主，我帮帮忙。我和爱人在一起生活挺和谐的，一直到他去世我们也没什么矛盾。
1951年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挺高兴的，是北海妇产医院生的。生孩子的时候，爱人在我身边陪着，他也高兴，激动。因为后门离北海近，那个时候我还住北海妇产医院呢，在医院住了三天才回家的，请了产假。爱人回家照顾我，他回家就不住宿舍了。那个时候休产假是５６天，不像现在休产假是半年或者七个月，然后再把老婆婆接来照顾孩子。上班的地方离家特别近，我常过马路回家喂喂奶，一会儿再回去上班，我们家在马路东面，单位在马路西面。
那个时候喂奶时间长了、短了的，领导也没说违反纪律了。我爱人下班回到家，吃完饭以后有时就逗逗孩子，儿子圆脸小鼻小眼的还挺可爱的。老婆婆做饭，我帮帮忙切切菜、切切肉，我爱人经常买鱼，鱼放的时间长了就腌上它。老婆婆很喜欢孩子。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收音机，收音机是后来在东四三条买的。两年以后我们生了第二个孩子，1953年生了大女儿，1955年又生了二女儿，二儿子是1956年出生的。
生了二儿子那年我搬到东四三条去了，在那儿生的二儿子。那时在樱桃园上班没法带他喂奶，就在劳动局技工学校借了一间房子，我把奶奶婆接到这儿来照顾我们的小四支杰，这样我好上班。要不然把孩子放到东四三条，我坐公交车去，起码得半个多钟头。我带不了孩子，而且把孩子放到这儿，喂奶什么的都不方便。他奶奶婆在食堂卖饭然后再照看支杰，就这样照看了有两三个月，后来劳动技校的房子分下来了，分了我三居室，但是三居室没有厕所，一层楼都是用公用厕所。
大女儿生下来有男孩有女孩，我们挺高兴的，她生下来不算太胖，挺精神的。是在北京第五医院生的，离我们这里近了。那时我是走着去的，慢慢走，第二天就生了。生老三也是在那里生的，老三生下来以后特胖，圆乎脸。那时生孩子不害怕，生第一个儿子就没什么事，所以就觉得没什么问题，生这几个孩子都挺顺利的。五个孩子又有男又有女，婆婆挺高兴的，因为他们家没有这么多孩子，大儿子有这么多孩子，公公也高兴。
平时我给孩子做衣服，大儿子穿的围兜有两个花是我绣的，我就是缝缝补补，后来生活富裕了孩子的衣服鞋子就去外面买。我爱人平时喜欢溜鸟，和人家聊聊天，也会种点花。铁道部一个岁数比较大的同志专门养花，有时候送我爱人一盆花，他到我们家以后我们就做点好吃的，也喝点酒。我爱人很喜欢吃炒肝，也挺喜欢喝点儿酒，但他喝的倒不多。
他喜欢养鸟，有三四个鸟笼，退休以后认识一些鸟友，都是老头没有女的。我们东面就是陶然亭公园，有时候他跟鸟友一起去那里溜溜鸟，但他不会玩麻将什么的。他走了后留下三四个鸟笼子，有的我就给他的鸟友了，有的给卖了，收回一点儿钱来。他没怎么带孩子出去玩过，孩子们就在院子里玩，院子也不太大，有街坊四邻的，我们那楼房有东西房，还有北房。
他没事的时候就刷碗去，有时候和和面，这样就省老太太的事了。他不大会做家务，有时候就扫扫地。他也没什么特殊的技术，就是老实人，出生贫苦，挺善良的，够吃够喝就得了，也没多大谱，给我买这个买那个的，老头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我俩生活习惯差不多，生活挺顺利和睦的，也从不吵架，他走了真是挺可惜挺遗憾的。
文革时爱人去世
我爱人后来在食品厂当副厂长，他的工厂在东直门里，好像是北小街这儿，我都没有去过。后来因为“文革”，就贴大字报：打倒支善堂“走资派”。那大字报城门楼子和城墙上都贴满了。他在日本工厂里叫支保才，后来调到一区做通信员时才叫支善堂。
“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这是“四人帮”一伙在“文革”当中对广大领导干部的普遍称呼，“文革”当中毛泽东也曾讲过：简单来说，就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派人。
“文革”时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错误估计，并且形成了共产党内也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认识，是形成“走资派”概念的根子。
１９５６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作了如下概括：“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概括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到后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对国内专用的批判斗争大会和主要矛盾的概括也发生了变化。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中这样规定：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林彪、江青集团进一步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政治纲领，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领导干部，使许多干部被抄家、批斗、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