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疗程，治疗十几天后副作用明显，白细胞急剧下降，最后降到不足2.0Ｇ∕L，全身乏力、恶心、呕吐，有时不要说吃，闻到油味都要吐，勉强吃进去也会吐出来。
铁成总是装的和没事人似的，还总开玩笑地说：“我就不信会都吐出来，吐不出来的就是我赚的。”就这样吃了吐、吐了吃的坚持着治疗。
在放疗的同时还要注射干扰素、白介素_2，这两种是生物制剂，注射入人体后会产生强烈的反应。
注射后一般会先剧烈地寒颤，全身关节、肌肉疼，紧跟着高烧，体温可高达39度以上，高烧持续一两个小时后全身大汗淋漓才退烧。对人的体力消耗极大。我们总是做按摩等辅助治疗以减轻铁成的痛苦。有时这种情况会持续几天，一般的人肯定卧床不起了，但铁成只要退烧了第二天就西装革履、精精神神地上班去了。
虽然想各种办法减轻副作用，但有时因反应太大只能暂时停药，等身体恢复一些再继续治疗，三个疗程需9个月的治疗，铁成勉强治疗两个半疗程，实际上断断续续治疗一年多，后来病情加重，不得以停止免疫治疗。
铁成先后在301医院做全麻下肝转移瘤微波治疗五次，一般人治疗后要住院休息一周，治疗后局部疼痛，食欲下降，要少活动以免治疗处出血，但铁成最多也就在床上躺半天，只要稍好一点，第二天，最多第三天就去上班。
除了两次手术期间和2004年9月住肿瘤医院以后，其他时候铁成一直坚持上班（单位非常照顾上半班或自由班）。
看着铁成遭受这样的折磨，我心如刀绞，但铁成表现出的却是超常的顽强、乐观，很有一派视死如归的男子汉气魄。
他的这种气势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在重压下全家每个人都把痛苦尽可能地埋在心底，把最阳光的一面留给对方。
记得有一次到广安门中医医院看病，铁成主动向大夫介绍病情（那时已多发肝转移），待诊的一位精神萎靡的病人惊奇地看着铁成说：“真看不出您的病比我重多了，您精神怎么这么好呀？”铁成笑着说：“对待这种病就是不能怕，活一天就要跟它斗一天。”
重病中的铁成仍不失乐观、幽默的本性。
在放疗时，几乎每次目送铁成进放疗室后我都会伤心落泪，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个地方听到叫我丈夫的名字，一个活蹦乱跳的大男人会遭此厄运，遭受这种非人性的治疗，而铁成却表现得非常乐观。
有一次做完治疗，铁成还没出来，大夫悄悄问我：“您陪同的病人是哪一级的干部？”我一头雾水，不知如何回答，大夫又说：“怎么还配保健医生呀？他说您是他的保健医生。”我恍然大悟，忙说：“不是，我是他爱人。”原来治疗中，大夫说：“您爱人真好，天天陪您来，看得出真着急。”铁成却说：“哪儿是我爱人呀，是我的专职保健医生。”
还有一次天下大雪，大夫问这么大的雪你们怎么回去呀？铁成不无幽默地说：“外面有专车等着呢，您知道李铁映吧？那是我哥。”大夫们都说很少见如此病重的人这么幽默、风趣。
2003年1月9日在北京同仁医院做左颈淋巴结根治性清扫术，要切除左颈部肿瘤和所有的肌肉、血管、皮下组织，手术范围、创伤都很大，术后会很痛，一般的病人至少要躺一周，要喂水、喂饭，但铁成术后第二天脖子上缠着甚至比头还粗的纱布绷带就起来自己吃饭，说说笑笑。
顽强、乐观地与病魔抗争
我问他：“脖子疼不疼呀？要不我喂你吧？”
他很轻松地说：“疼点有什么了不起，你越邪乎它越来劲，没事。”
我真怀疑他不是铁打的就是感觉迟钝。
2004年4月26日复查发现左腹主动脉旁转移瘤，不可能做手术，也不知道放疗能不能做，只能过了“五一”再想办法治疗。
为了缓解大家的压力，“五一”长假，铁成建议自驾游，我怕他累着，不同意，但他说没事，坚持要去，在他的积极倡导组织下，我们和两个妹妹三家人开着三辆车浩浩荡荡来到了鞍山。
铁成整个一个总指挥，周到的安排大家的食宿、游玩路线。而我比任何人更清楚他是以怎样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最后的出游的。
到鞍山后铁成突然腰疼得特别厉害，几乎不能站立，经过不断按摩、服止痛药，勉强能站直走路。
那几天铁成胃肠道也不太好，参观玉佛苑那天，铁成精神一直不好，胃里翻江倒海似的，老是想吐，根本不能游览，只好坐在椅子上等候大家，我陪伴在他的左右，心里后悔极了，后悔不该听他的到这里来，后来铁成把吃的所有的食物都吐出来了才好受些了。刚好受些铁成又和大家一起游玩、拍照。俨然不像一个有病的人，更不要说是一个晚期癌症的重病人。
纵观整个病程，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铁成的坚强是超常的。
无论任何时候他都有山一样的臂膀让我依靠。感染着、支撑着我走过最艰难的那段日子。
除了用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铁成还时时表现出他的乐观、积极的态度来宽慰我们。
同年10月8日在301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肝转移已到了无法继续做微波治疗的程度。
虽然他还不知道严重到这种程度，但从医生们之间的讨论我想他是有预感的。检查后他穿好裤子起身就要走。大夫说：“您别着急，休息会儿再走。”铁成很认真地说：“我得快点走，好给你们挣钱去。”大夫们不解地听着他继续说：“不挣钱拿什么往你们这儿送呀。”
大夫们说铁成是他们治疗过的这类病人中最乐观的一个，换了任何人也不会有心情开玩笑了。
走出医院，我故作轻松地告诉他肝上病变没什么大的变化。但从我不大会掩饰的面部表情，我想他一定预感到了病情的严重，仍好像若无其事一样继续上班去了。
看着他吃力前行的背影，我泪流满面，回到家，关上门我绝望地嚎啕大哭。
我不知道铁成在不面对我时是否会伤心落泪，我只感到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两人都成了很会演戏的演员，把坚强留给对方，把痛苦、懦弱深藏心底。
我曾想可能有一天我们真的在阴曹地府再见面时才能把当时的真实感受袒露给对方，我才会告诉铁成，为了他我已经流干了几辈子的眼泪。
铁成的乐观还表现在他对疾病的豁达上。
他不像有些病人，从生病就开始研究医学，想方设法打探自己的病情。开始我翻看相关医学书籍、杂志还避开他，怕他看多了增加思想负担。后来我发现他从不翻看任何医学书，每次检查、复查后也从不打探结果。
像一个听话的孩子，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交给身为医生的妻子。
大家都认为铁成的病很重，好像死神会随时降临。在铁成不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时，我也常有这种担心，但只要一见到他，看到他的乐观、顽强，看到他生命中涌动出不到最后决不善罢甘休的劲头，我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和死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