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9军当兵时期（1936年2月～1936年5月）
1936年2月至5月，由内兄介绍与该军冒牌副官（实为中士班长）认识，被欺骗卖入该军38师113旅227团2营5连当新兵，此时认为争斗失礼，从军受骗，社会黑暗竟至于此，哪里还有公理呢？虽想跑，又想恐不成，只得忍耐，每日出操挨打受骂，自认倒霉。后接妻子来信，得知她已当了奶妈，使我更加伤心，认为作为男子不能养育妻小，无脸见人，犹恐妻年轻丢丑，有伤祖宗的体面，决心脱离旧军队，但不敢逃跑（怕跑不了受苦）。最后装病月余，始达到退伍的目的。
替父为农时期（1936年5月～1937年5月）
回到郑州，将妻领回，被父收留替他为农，因思想上已分了家，耕作不够积极，为时5个月。因年岁饥馑2次分居，粮米无着，妻病（肺病）在身，走投无路，精神失常（3个月），我有病，孩子已死，妻病加重，我被迫将仅有的2亩地卖出。在思想上也有些堕落，开始卖大烟，想借此苟延残喘，多活几日。至妻死，家中所有东西都已卖尽，还有不少债务（棺材、衣服、药等账），粮米俱无，不得不外出谋生。遂卖妻遗帽，以作盘资，同3人离开家庭。
在中央第三军当兵时期（1937年5月～1937年11月）
妻死后认为现一身无挂，可以随心所欲，任意而行了，故在英雄主义、侠义思想下寻求报复，约同族弟、侄3人一同参加中央第3军7师独立团2营机枪连当新兵。目的是得官后脱队外出占山为王，杀尽人间恶魔，打尽天下不平。成功将一国之主，不成功在史册上也有我的臭名，也不枉生于人世。因而虽然入伍后挨打受骂，心怀不平，但为生活所迫，同时又为实现将来报仇的愿望，即忍受极大的痛苦，以待将来。但见到营长耀武扬威，有些羡慕，有时向他模仿（讲话、喊口令），以备将来带兵之用，后听到排长谈：非中央学校学生难以当官，又听到在士兵中流传的“当了下士到了头，当了中士封了侯”的言论，又生灰心。想离开该军投杂牌军，认为在杂牌军不致受到这种限制，但不知何处有，只得忍苦待机。至七七事变爆发，听到29军收复廊坊、丰台的消息，又不断听到抗日的广播宣传，即把视线转向抗日。至北上进至河北定兴时，每日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但刚与敌军接触，即溃不成军，因而对之失望了，兼之退却中到处抢劫（副班长因要钱不给，杀人）、奸淫（5班副在讨伐时强奸妇女），我对此举不满。自想：我们几个与这些畜类为伍实不甘心，加之本连有个别红军过去被俘的战士，我常暗与之接近，交谈红军官兵英勇善战，一切都是为穷人。又听人说，现已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我便想脱离此腐败军队，来投八路军，但苦无机会，又因同乡扯肘不便，只得待机而动。我到山西洪洞县东苏堡镇，曾去找过八路军学兵队办事处，未果。又到洪洞县耿壁村，同别人进城洗澡，偶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史轮同志，谈了几句，即随他前去小南门街会见了丁玲，他先言因统战关系不能收留我，经我一再哀求，他才应允，即被介绍到115师，经过谈话即确定我到干校培训。
小 结
纵观前段历史，我自小受到封建的教育，即产生英雄主义复仇思想。加之喜看侠义小说，从中加深了个人侠义思想。加之家庭渐趋破落，生活日益贫困，对家庭不满，又受旧政府的压迫，对之不满。为寻求报复机会，兼有生活所迫而参加旧军队，又从旧军中带来了不良恶习，即吹牛夸大的恶习（说我是中士班长师范学生），这是我进步中的一大障碍。我的入伍动机非真正为了革命，而是在旧社会东拼西撞到处碰壁，使我失望，才想在革命军队中找出路走向革命的。
在革命斗争中得到的锻炼
在115师干校及集总随校受训时期（1937年11月～1938年8月）
入校后，每月即发2元，不久又发给新棉衣，又令我为班长，此比中央军真是天上地下。加之不打不骂，使我极为高兴。但对所学文件全是不懂，听、谈谈而已（无人授课）,但有一想法是参军后就是共产党了，每日出操、上课、整理内务等都较积极，此是盲目的热情所致。但由于我出身于旧的环境，带来旧的思想虚荣心，夸大历史（说是中士班长师范学生），虽学习但并无得到认识和纠正。1938年初，本校奉命与集总合并，思想上认为干校毕业为干部，将来可以当官，随校不过是培养一般军人，要求到抗大学习，因条件不够未准。在随校正式学习开始，有人按时上课，也就安心了。学了政治常识，初步了解到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社会特点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及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等理论后，知道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彻底革命，打破旧的封建思想，革命人生观初步确定。工作和学习都较积极，也有一定成绩。在毕业前，曾被评为全校突击队员，但学习不能联系实际，我对自己夸大历史的错误没有很快地得到认识与改正。
毕业后先到前方，后又回延安中央军委警卫营工作时期 （1938年8月～1939年10月）
毕业时，发给抗大毕业证件，即认自己是大学毕业学生，愉快地到达集总。因病休养月余，派到特务团3营9连任文化教员。起初工作热情较高，3星期后，因不适应前方工作，被派到18兵总分监部扩军，我为队长，认为已提升了，因而热情更高，为显示个人能干，曾向领导表示决心，在工作中协助政府训练地方干部，得到地方政府帮助，使工作有所开展。在带兵返延安途中，巩固成绩较好（无一逃亡），但在方法上，多半是用感情。1939年初回延安，于5月派到延安军委警卫营干训队任军事教员，工作尚适口味，较安心。无授课经验，表现还算虚心，在各方帮助和教育下，工作渐趋熟练，也总结了一些教学经验。上级号召本营开展生产运动，认识到党的英明领导，全军如此即可使抗战胜利有了保证。我虽在寒腿严重的情况下，不能带领劳动，在带学员生产时，学员提出回去结业，亦能向之进行教育，结果顺利地完成任务。
在115师独立第1支队工作时期（1939年10月～1940年7月）
10月离开延安，11月到达晋西，被派到115师独立第1支队4大队任军事教员，正值12月政变的前夜，至事变爆发，上级动员时说：“阎老锡向我外围新军发动进攻了，我们不能坐视。根据对双方力量的估计，新旧军的数量大致相等，在质量上新军远超旧军，这一战争我们是有把握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很气愤，认为老阎此举是破坏抗战的，非予以打击不可；但至主力转移，留我们大队坚持汾阳孝美地区，自己确无信心。认为以此新成立部队如何能坚持呢？后经过数次战斗，逐渐地增强信心，认识到党领导的正确，首长们指挥的英明，使部队日趋扩大，并能不断消灭小股敌人，汾孝区虽曾一度被敌人摧垮，但不久又在恢复中消灭了不少敌人，使我认识到只要有党的领导，就不怕敌人的疯狂进攻，因而我在工作和作战中都表现了勇敢和坚定。
在129师新4旅工作时期（1940年7月～1942年12月）
部队收编，我寒腿严重，被留集总派往129师新4旅轮训大队，任军事教员。不久听到百团大战的消息，幼稚认为就是我军大举反攻，即想着抗战胜利就要到来了，很兴奋。在工作中由于不断地总结经验，教学业务有所提高，但由于自己的落后，对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未能很好警惕，故对另一位教员的工作不热心帮助，抱着看笑话的态度，影响到他的工作。后我被调旅司令部工作。在两次扫荡中，因能在敌人炮火下烧机关遗弃文件，救护伤员，曾受到旅大队表扬2次，在771团工作时，在攻克平乡城的战斗中作战勇敢，遵守纪律，受到物质奖励。经过党的再三审查，于1942年3月由旅党委常委袁鸿化、大队政委冯斌（冯子华）、特派员陈宝卿三同志介绍入党，后补期3个月，6月转正。我的入党是经过数次申请、填表，由于我夸大历史无法审查未获批准，此次入党是旅党委委员的介绍而得批准的，入党动机是为提高个人地位出发的。入党后，在党的培育下使我逐渐进一步了解到一个党员，对党应做的工作和党员的责任，逐渐克服了不纯的入党动机，使我工作更加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