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冀南军区第四军区政治部工作时期（1942年12月～1943年9月）
调我到敌工科做干事（政工队员），正在宣传两年胜利的口号，我对这一口号怀疑，一旦胜利不了，口号落了空，我党在群众中就会降低威信，但又无根据不信，只得随声附和地宣传下去。对此新的工作，感到棘手，认为地区生，无线索，有困难，怕危险，不愿提，认为提出来是怯弱，实际上是右倾，只是在硬撑劲的思想上去执行，又不知依靠组织。经过思想斗争，即想拼上一死，去拼一下，成功可能有所开展，否则，不过一死了之，这是盲目的。结果，便见了伪军连长，在谈话中表现立场坚定，但向他大加吹嘘说：“我在西北军区当过团长。”借以取得敌人的尊敬，经过辩论，使他自认他是汉奸，建立了关系，使工作有所开展，因而产生了骄傲思想，看不起县长，认为他们胆小无能，不如自己，这是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幼稚表现。当时，灾荒严重，部队精减，部队训练部门处理人时，给的路费太少或不发路费，被处理者痛哭流涕。自己存在旧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忘记了灾荒的威胁，人民生活困难，只一味地表示同情，对组织产生不满，认为冷酷无情，更严重的是联想到自己目前虽不至被处理，谁知胜利后如何呢？产生了抗战胜利后即出家的思想，后经县委书记谈话和指定阅读党员修养的书有所克服，但非彻底根除。
在革命斗争中得到的锻炼
党校整风时期（1943年9月～1945年5月）
组织了解我的思想，调往党校整风，经过评中国之命运的学习，更明确地认识了蒋介石的本质，从骨子里都是反共反人民的。从蒋介石的言论中对照，了解了他的一切都是欺骗人民，在阶级的观念上增强了一步。在党校学习中了解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共产党和人民的狠毒和与民族敌人勾搭的事实，使我对他们更进一步地痛恨。在论自由主义的学习中，认清了自由主义对党的危害，便揭发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对英雄主义思想没有足够的认识。由于自己的夸大历史（说当过团长）引起怀疑，更错误的是不能很快地谈出自己的真实情况（在“左”的空气下谈也不信了），便乱说一气。后经组织再三教育才谈出了真实情况，经过多方证明反复研究，认为我主要是英雄主义、吹嘘夸大，企图提高自己，不是政治问题。经过整风的严重考验，我体验到党的英明和伟大，自己的渺小与可耻。身为党员不能向党忠诚地交出真实情况，更不能在烈火下坚持真理，不能不向党请求给予处分。但在党宽大为怀的政策下，不究前非，更使我惭愧，虽思想上更进一步地靠近党，决心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不息来报答党，从此才算奠定了真正进步的基础，才是我真正进步的开始。
在冀鲁豫军区随校工作时期（1945年5月～1945年10月）
整风结业，调随校工作，因体弱派到政治队，任军事教员兼军事队射击战术教员。虽在整风中有了若干进步，但在整风反左（民主）大会副作用的影响下，便产生了极端民主的思想行为和狭隘的群众观点，向学校供给员写信批评他们不发生产人员的日用品，是忽视劳动阶级的行为。在调一队任副队长时，命令上写的提升自己不满意，认为我原为营级干部，在营级队任副职，怎么说是提升呢？提出质问，钻领导的空子，与政委谈话，未能解决问题。但在整风的基础上，工作积极，在教学业务上有所提高。在日寇投降时，思想波动甚巨，认为苦斗8年有了今日的胜利，如不赶快参加战争，恐在抗战结束时，抗战史上是不光荣的，要求到前方去收复失地，因体弱未许。经再三请示，终达到回冀南的要求。
在冀鲁豫军区二纵队工作时期（1945年10月～1948年2月）
调纵队，因病休息。此时初入城市，见许多同学由前方下来，自觉惭愧，痛哭流涕，组织调了一个小同志搀扶，得到安慰。病未好，即到临时轮训大队工作，每日扶杖上课，因而悲观，认为一生完了！没有参加战争，死于病中，甚是惭愧，结束后，住院休养，医生确定送我到后方休息，更加悲观。经一再要求，才得留院医治，经过突击治疗，病有好转，还未彻底治愈，即到轮训大队工作了。时值政协决议后，研究整编方案之时，思想上又生波动了，认为军队内取消党的支部，将来党的生活如何？同时也产生享乐思想，强调体弱要求骑牲口，又怕复员复到自己头上，动荡不已，一度悲观。经组织解释，工作恢复正常，但情绪始终并不稳定。后在许光三之死的影响下（死前5分钟还在问工作），自感自己错误，有愧于党，回到宿舍暗自哭泣，决心要向死者看齐。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下去。1946年7月，随纵队合并到冀南军区教导大队，后改教导团，我为军教科副科长。因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亲自动手施教，并有些成绩，1947年底评立两功，发给物质及奖状。1948年1月调冀南军区整党，在学习中严厉地批判了地富分子的狡猾和退化分子的可耻，划清了敌我界限，提高了自己的警惕，认识了自己不经政委紧急集合是超越职权，烧地主的柴草是违反政策的原则错误，请求组织给予处分。小组通过给予当面劝告处分后，经干事会复审认为烧地主柴草是生活问题，不经政委即紧急集合是在工作热情下的工作缺点，非出于有意，决定不予处分。经过此次教育，在组织纪律性上有所提高，曾数次要求南下未准。
在晋冀鲁豫军区新兵第二纵队工作时期（1948年2月～5月）
调总队任训练科副科长工作，原为帮助工作，但到后来，在要求南下的思想下，要求总队下命令到职工作，认为如此已成为总队干部，可以南下了。在工作中忍苦积极，争取南下，即不顾劳累成病（吐血、腿疼），被领导发觉，令我休息，但在总队南下时仍留冀南，情绪受到波动，自想：这样规模宏大的战争，不能参与作战，实在对不起人民。
冀南军区教导大队工作时期（1948年5月～1949年7月）
回到军区（武装部）教导大队任主任教员，在思想上认为范围小（1个队，后为3个队）、对象低（地方班、排干部），要我来教实在是大材小用，因而情绪不稳，未正式提出（不好意思），这种自高自大的思想使工作受到影响，使教学成绩大受影响。不去努力工作，反而产生悠闲思想，以“斗羊”作消遣，在工作中自恃有经验。1948年9月，大军团攻平津，冀南部队奉命出征，我随首长（司令员）到前方指挥部任办公室主任，认为有了参战的机会，十分高兴，在部队停止待命于衡水时，根据部署任务（堵击溃散之敌），提出训练建议，在开办爆炸训练班中我为主任，能亲自指挥施教，但由于计划不周，在器材运转上浪费了不少人力（有些器材未用）。接到北平和平解放消息，我在思想上难过又高兴，高兴的是，从此即可基本上结束战争；难过的是，我没有直接参加光荣的解放战争。
在革命斗争中得到的锻炼
在河北省邯郸军区分区时期（1949年7月～1950年9月）
调到分区任教育科长，在思想上比较稳定，因而工作比较积极，只有一些成绩，但“斗羊”消遣仍未终止，至羊死始止。对科内学习抓得还算紧，但工作方式生硬使人见之生畏，同时在结束时，产生抓一把的思想，曾集体均分207000（旧币）元车子费，买新衣等物全科分了。
在华北军区工作时期（1950年10月～1953年3月）
初到机关，工作生疏不够主动，虽经摸索学习稍有门径，但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工作较被动。在审干学习中使我明确认识敌人的毒辣，全国大陆虽然解放，暗藏敌人仍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想尽一切办法来危害革命，更认识到清理内部工作的重要，因而对此工作还算积极。后因病休养，在养病中尚能服从治疗，在三反运动中：初期尚能积极参加领导，使我了解到资产阶级的疯狂进攻，用糖衣炮弹对革命的危害，腐蚀了不少革命干部，使我大吃一惊，提高了阶级警惕。但对我个人英雄主义、唯我独尊的思想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打了一个女同志，破坏了我军的光荣传统，破坏了国家的政策法令。同时又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支配下，打骂我的老婆、孩子，这说明我的封建统治思想十分严重，损害了党的声誉和我个人在政治上的威信，给工作造成了损失，我还强调个人的兴趣，喂鸡取乐，虽大家一再提意见，党内也提出意见，要我迅速处理，我身为党员对此没有采取坚决的行动，未彻底处理，只是搬离机关而已。这又说明我的组织纪律性如何差了，另外我在小资产阶级爱虚荣心的思想下，违反了制度，自己做了一套呢衣，为了回家抖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