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开会都是在村子外面扎的台子，用绳子和床单挡上，可以拉开，以方便更换道具，内容多是大家一起斗地主恶霸之类。小孩儿们一人拿一个筒子叫喊“打倒恶霸”、“打倒地主”这类的口号。这本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若是遇上国民党抓人，有同学将你揭发出来，可就要小心被夜半捅死呢！
可即便危险，我心里也是愿意的。小孩子心思单纯，只是想着国民党打人、捅人，八路军爱护我们、帮助我们，这两相对比下，便认为八路军都是好人。为此，参加这类活动，我也还算积极。那会儿开会是在野地里，中午回不来，只得带着母亲为我准备的窝窝头果腹。风一吹，窝头里都是草，为此我还向母亲抱怨过，可家里贫苦，确实也是吃不上馒头的。
参加这个会是老师对我的肯定，但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有一次，一家地主恶霸，带着大老婆、儿子逃走了，扔下了可怜的小老婆。这小老婆可倒了霉了，被大家簇拥着，叫喊着“罪大恶极”、“罪大恶死”之类的，生生活埋了。要不就是拿铁锹抽上几下，这些都着实让我感到害怕。每每这时，我就低着头，不敢往台子上看，而以后再有这些事，叫喊的声音也便没有那么大了。
但那时的环境也确实是太乱了，国民党时常抓捕八路军，老师们也就不安全了。1944年的时候，学校解散，而我也提前收到了我的小学毕业证，正式结束了四年的小学生活。
记忆中的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兵
儿时年幼，也分不清国民党、共产党之类的这些党派，只是隐约中是有些记恨国民党的，且不说我们上学时东逃西窜着奔波的切身体会，更有平日里的嚣张行径——抢夺食物、虐杀百姓……这些都让人恨之入骨。但共产党则不然，那是为了我们老百姓做了贡献的，他们真的会帮我们扫院子、搬粮食、抢回属于我们的东西，我喜欢这样的八路军。
那时经常会有国民党穿着共产党的衣服，假装八路军，实际上他身上藏着凶器，找到机会就会偷袭八路军。可我们也有区分他们的方法——白天的是国民党，晚上的是八路军。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时候白天里，国民党在马路上大摇大摆地开车往前线送东西，很多都是抢来的。八路军为了阻止国民党把我们的粮食运走，就在夜里挖道，把道路破坏了，附近的老百姓也都过来帮忙。再到白天，国民党的车没法开过，东西都掉到坑里，国民党就指使周遭的百姓去搬运，老百姓也不敢违背啊！就这样，白日里国民党填坑，夜里共产党挖坑，苦了的还是老百姓。后来也就这么区别国民党和共产党了。
可即使是八路军不抢百姓的东西，也不打老百姓，但确实也是真正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只能这样不断拖延着和国民党较劲。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平安是最最难得的。
1947年父亲带我奔赴青岛
当时的环境很不安定，国民党整日来抢掠，家畜、粮食什么都抢，然后再掳去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给他们搬送东西，还有一些地主恶霸们也助长了这股恶势力的气焰。总之，当时的环境还是相当不乐观的，而我又已经长大。为此，父母商量后，决定由父亲带着我和四嫂，去投奔了当时在青岛的三哥三嫂和四哥，那一年是1947年，我第一次离开了我的家乡。
在青岛的那段时日，就是三哥供养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其间，我在青岛上了几个月的夜校，学习些数学和语文。
再说故乡的家里，此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祖父自缢了。
想来可能是家中亲人一个个远行，让祖父觉得没有了指望吧！早先三个哥哥都各自外出离家，之后为了避难，父亲又带着我和四嫂远去青岛，再有在家务农的大哥因着身强力壮，被选去抬了担架（运送那些战争中的伤残士兵）。如此，家中便只剩下了母亲和小妹（大姐身在上海，二姐结婚成家，大嫂及其子女也分家单过了）。于是，某天傍晚晚饭前，祖父自语着：“哎，都走啦，咱也走啊！”回到了自己房间，祖父找来绳子吊在屋内的椽子上，踩着凳子，凳子上放个枕头，站在上面自缢了。待晚饭时分母亲进来送饭时，已然来不及了。祖父身后境遇相当凄惨，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没法埋，更没有地方可以买棺材，只得用席子裹起来，找个地方挖了个穴，暂时停放着。
过了一段时间，中国解放了。1950年时，父亲便回了烟台老家，才给祖父补做了棺材下葬了。而在父亲离开后，我独自留在三哥家就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书已经念完，而照看孩子、做家务我又不会，想来更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便也在同年的五六月份乘着敞篷车回家了。
天津之行的重大转折
刚刚回到家的时候，我心中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被父母训斥后，我对母亲说想继续上两年补习班然后去教书，心里盘算着，我姑姑的一个表姐就是在夜校教书以后加入了八路军，我想跟她学，学习两年后回来在小学校教书也是份不错的差事。但母亲终究是不同意的，我也就作罢。而几个月后，在天津的二姐生育了第三个孩子，写信回家说叫个妹妹过去帮忙看孩子，如此这般，我便前往天津了。
此后的一年，我都是在天津帮我二姐照看孩子，做些简单的家务，像是买菜、做饭、洗碗之类的。这一晃，我就大约十八九岁了。是时，家中来信，父母唤我回去嫁人结婚。二姐在这时阻止了我，并且表示希望我留在天津去学习会计。二姐的话给了我主心骨，同时也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转变。
之后，二姐和我一同去了附近的基督教立新会计学校报名，并为我缴付了学费，而母亲的信件我也就一直没有回复了。学校位于解放前的英国租界，是栋小白楼。当时学会计的人很多，结婚、没结婚的都有，我在其中还算是年轻的。本来二姐也和我一同报名了会计学校，但家中三个孩子太小，独自在家也总是生事，有一回竟用墨盒将玻璃板给砸坏了，二姐回来又气又急，心中不免有了负担，以后也就不再去了，留我一人在会计学校学习。
那时我想，将来要当售货员，便学着会计这门技术。会计是分三年——初级、中级、高级。我大约学了一年多些，得了个毕业证。正巧这时，已经在北京觅得工作的妹妹邀我到北京去，我和二姐商量了下，决定先去北京看看，碰下运气。这也就不再学习会计，离开天津，到了北京。
机遇与时运
1953年，妹妹刚刚读完了完小，毕业证书还没有拿到，大姐这时回到了家里，想把妹妹带到北京发展。父母合计着妹妹在家也什么都不会做，不如送去外面学个缝纫，半年以后毕业回来，给她置办台缝纫机，在家给二老缝补个衣服，顺便给别人做个小裤、小褂，也是个生财之道。于是，小妹就跟着大姐一同来到了北京。
妹妹当时年纪小，也没有思量那许多，只是让做什么便做些什么。大姐当时是住在上海的，在北京的是她的一个弟妹，妹妹就在那住着。而没过多久，妹妹就碰上了一个好机会，找到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
妹妹自觉在北京发展颇优，又见我在天津苦苦求学没个尽头，而且二姐家孩子多，怕我三心二意学不好，便想叫我也来北京长长见识，找份妥当的工作。即便不成也可以寄住在亲戚家，同样是照看孩子，也不耽误什么。我想想也是，便和二姐商量了一番，带着二姐给我的10元车票钱奔赴了北京。没想到这一去，也就安定在了北京，度过了我之后的大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