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来到了北京。姐妹俩聊天时，妹妹告诉我，北京市百货大楼正在修建中，1955年9月25日就要开张了，这在当时可是中国第一家。妹妹建议我这一年间先到夜校学习、充电，毕竟我的学历太浅，学习是必要的。等到明年招聘的时候去试试，于是我便也下了狠心，多多学习。
1954年 初至北京时，摄于北京棋枫影社
那个时候考试内容大多是分成语文、数学和政治。政治是当时的必学科目。书皮上两行大标题，上书“社会发展史 历史唯物论”，是非常厚重的一本书。书上讲对资本家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讲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将来的社会主义前景等等。这些在夜校课上讲的内容，我在天津学会计的时候就已经接触过，没想到来到北京还真考这个，这门课我学起来还比较得心应手。语文也比较顺利，毕竟语文答题可以依自己的看法、观点随便书写，即使得不了满分，得个七八十分也还是比较容易的。唯一不太好学的就是数学了。当时百货大楼的考试要求应聘者达到初中水平，而我只是小学学历，在小学的算术里根本就没有小数、分数这些内容。
而在百货大楼没有正式开张的那段日子里，我在百货大楼的一家小工厂里做临时工。从上海和大连聘请过来的师傅是会技术的，我却是实实在在地什么也不懂，好在入厂考试的时候比较简单，只当面考了些问题，我对答如流也就录取了。和我一同录取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是第四门市部的家属，比我小两岁，其他的大都是些二三十岁的孩子母亲。
当时国家和苏联关系好，工厂会为苏联做些连衣裙，都是布拉吉、布劳斯之类的，而我们就负责完成品之后的一些再加工，给衣服钉些扣子这样的工作。每月也可挣到32元的工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只等百货大楼正式开张就可以转过去了。当时百货大楼的考试没有考数学，只考了语文、政治和算盘。打算盘我还在行，父亲是教师，在家时曾教过我珠算，考起试来不成问题，此外两门课程更是得心应手。终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百货大楼开张以后，我也顺利转了过去，成为了正式员工。和我一同转正的，只有我先前提到的那个比我小两岁的小女孩，因为离家远的原因，她最终去了棉纺厂。
百货大楼工作伊始
百货大楼开业后，货柜、物品的摆放都比较杂乱，都是慢慢规整、整理好后，才逐层开业的。百货大楼可真不简单，那时候的大楼售货员仅工作服就有三套，夏天、春秋天、冬天各不相同，衣服上还各有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号码。百货大楼在市中心，又是国家开办的，里面东西齐全，在大楼里售货是件让人羡慕的事情，所以，即使转过去我的工资减了2元，我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记得刚来北京寄住在亲戚家时，她家附近有个小桥商店，我看那人一边卖肉、一边卖油盐酱醋这些调料，另一边还摆放着乱七八糟的咸菜。我那时就想，要是这样的售货员，我是决不干的。可是像工厂、纺纱厂，操作机器设备这些又都是正经的技术活，我是干不了的。至于在工厂钉扣，这可不是技术活，我不能指望这干一辈子不是？这些都更加坚定了我继续学习，考进百货大楼的决心。如今看来，我这样的决定还真是英明万分的。
1955年百货大楼开业，共分为四层。一层经营食品、百货及五金，二层销售衣服，三层供给布匹，四层就只有一个房间是出国人员服务部，专门为出国学习、搞贸易的人提供衣服和其它用品，余下房间则是办公室。那时的百货大楼不同于现在，到处都有商店，随意去哪家都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国家的商品供给并不充足，比如有件毛衣质量、款式都很好，可是你到百货公司去买，人家就是不给，好东西都是受限制的。而百货大楼所经营的商品——吃喝穿用，各种物品，应有尽有。
1955年9月25日王府井百货大楼开业
而我被工厂调配到大楼，经过了一年的培训后，也在1956年顺利进入了百货大楼一层的百货部，偶尔逢年过节忙不过来，我也去食品部帮个忙，从此，便再也没有调换过部门，直至退休。
百货部销售的东西十分杂乱。锅、碗、瓢、盆有，碗、碟、勺、镜也有，就是雪花膏、香皂、化妆品这些也都是在百货部。每日都有许多的顾客前来买东西，我们的销售也是格外忙碌。
我们这些售货员并不仅仅是销售东西。每天早上，百货大楼八点半开门，我们八点钟就要到仓库里去提货，上货则是四人一组，一起上货。还要将这些货物都在货架、柜台上摆放整齐，等待顾客上门。
而当时买东西，真可谓是“里三层，外三层”，人们都簇拥着挤在柜台前面，水泄不通。那会儿也不用排队，都是生生往进挤。你要是胳膊长啊，就能先买着，别人也怨不得。像是认识的亲戚、朋友来买东西，人家早早就瞧见你了，可若是不喊，半天也注意不到，真真是忙得顾不过来。也有聪明的顾客，先把钱递过来，收了钱总是要给东西的不是？
那时的玻璃柜台都是新做的，而且在柜台上，所有商品都是明码标价。要是卖错了，顾客可监督着呢，不能欺骗群众。再者那会儿对售货员的要求也高，不仅是要求笑脸相迎，还要尽量争取到顾客的表扬意见。在进门的地方有个服务台，专门用于顾客写表扬意见，而且是整本整本的，写满后，就撕下来换新的。每天工作结束，这些都是要检查的内容，比较一下各柜台的表扬数，这在评比先进时也是一条很重要的指标。此外，平时的工作态度、柜台的劳动效率、业务的忙碌程度等，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复杂得很。
每天百货大楼关门之后，还有结算。要求售货员把所有的货和款都对上，每天上交结账。好几捆钱捆成个口袋，送到银行去，银行确定接收了，我们才能下班。
可就是这谨小慎微地和钱打交道，也时常会出些岔子。曾经有个顾客下了火车急忙到百货大楼买东西，买完东西后忙忙叨叨地就走了，用蓝纸包着的钱却忘了拿。我捡到后立即上交给办公室的负责人。打开一看，内有500元现金。那位顾客到家后才想起来，又立刻返回寻找钱包。我告诉他可以到办公室领取失物，那人非常感动，对我一再表示感谢。还有拾到顾客东西的，有一次一个人拿着大包搁在柜台，买其它东西，买完扭头就走，东西就落掉了。这时我都会把东西送到办公室。可偏有的售货员，拾到东西不上交，自己收着，下班就带走了。外地人坐车走了是没法子，可本地的顾客若找来，说出自己何时何处买了何物，当时又是何人接待的，这可就说不清楚了！领导是会找你谈话的，说你思想不健康，捡了东西不上交之类的。
为了响应国家政策，我们百货大楼也经常搞运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都有，每搞一次都能揪出些贪污乱纪的人来。但你若没有问题，也不会无中生有。
1956至1957年“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处理这种现象就更严苛了。在我们这个整日和钱打交道的地方，方方面面都要小心谨慎，像是捡到顾客东西私自拿走等，这些都是问题，查出来是要严格处分的。比如，许多有问题的人都被调动工作，迁到了远些的工厂；或是调到其它公司部门去；更严重的就是贪污（那时候贪污个三五百就不得了）被开除的也有很多呢！
因为在百货大楼工作会有许多便利，在当时物资匮乏的中国，能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是十分不易的，所以，若是随便给他人预留物品是要挨批评的，上级领导也是抓得很严。我们这些销售员至多是利用工作便利，提前知道什么时候放什么东西来卖，也同样不能让人帮忙预留。而即便知道了，在工作时间也是不能排队去买的，否则便会挨批评，只是不是太大的错误罢了。虽说不是大错误也不会开除，但人总是有些自尊的，不愿总受到批评，这样也就作罢，不买便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