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学校
我家自贫瘠的山东迁至相对富饶的东北，自此吃喝不愁，虽不是大富大贵，但条件也算很好了。1936年，我6岁时，父亲将我送入了牡丹江海陵县完小读书，还每日送我上下学。
父母对于我们子女的学习都很重视，便是我之后的继父也如此看待，但他们的想法和我们还不尽相同。我们认为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学习好知识将来才有本事去成就更高的事业。但他们则不然，父母省吃俭用供子女读书，只是认为孩子们将来有了知识、有了文化，能够成家立业，当官。记得那时常听父母说：“你好好学习，好好学习才能当官。”
日本奴化教育下在校学习（资料）
我所就读的海岭学校是我家附近比较好的学校，相当于如今的实验小学。学校的校舍是日本人兴建的土房子。房子是将野地里的草和土坯混在一起，晾干后立起来。上面是木头和茅草做的房顶，有的则是铁皮包顶。这样的校舍在当地县城已是条件颇优的了。而得利于四周森林居多，木材也都是就地取材。父亲是木工，为学校打制了桌椅板凳，得到了校方的赞许，也算是为学校做了一些贡献。
我们一个班级有四五十个学生，大家聚集在一起接受教育。在我的学习上父母投资了多少我并不清楚，但我绝没有辜负他们的殷切希望。我在校读书期间始终表现优异。
我头脑聪明，学习任何知识都很快。我母亲那时在家开小铺，因为没有文化，母亲算账总是很慢。而我学习过算术（当时还称“算术”，没有“数学”课）则不一样，该找回顾客多少零钱，我能很快得出正确答案，父亲还总是夸赞我：“我儿子真聪明！”记得那时学校是日本人开办的，我们必须要学习日语。每日要背诵诏书，大意就是宣誓永远效忠于天皇陛下。还要唱日语歌，曲调是我们中国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曲调，只是谱上了日语歌词。那时，日语是我们最主要的课程，其次才是满语（中国话）。但无论学习什么，我都是一点就透，很受老师喜爱。
奴化教育（资料）
这其实是日本的一种奴化教育。因为我们那时还都是孩子，整日主要学习的是语文和日语，在政治方面稍有欠缺。我们只知道要效忠于日本天皇陛下，满洲国是属于日本的，溥仪也是日本的，相当于天皇驻派到满洲国来当皇帝的。我们已形同日本的亡国奴，自觉是第二日本人，再没有反抗日本的思想存留。
我曾想，如果1945年日本没有投降，那我如今会变成什么模样也很难说。毕竟那时我已经和日本人多番接触，更是接受了他们的奴化教育。若是日本统治时间再长些，我在那样的环境下读到中学、大学，那我的思想也必将更为日化，或许真有可能沦为思想麻木的亡国奴。
但这段学习的时间并不长，及至1939年，父亲惨死，我辍学在家。
继续学习
给父亲的守丧期满后，母亲改嫁入韩家，家中情况一时得以好转。1944年，我继续上学，就读浩良河学校，同属于完小。
我最初在桦阳村就读的学校算是初小，只有一二年级，师资并不充裕。附近的孩子若想继续读书，只能到更高一层的区里的浩良河学校就读。浩良河距离我们的村子较远，上课时，我总是要起早贪黑。那时，我们学生乘坐火车是免费的。我每日早上五六点钟离家上学，坐火车经过两站地来到学校。我在班里还兼任班长一职，放学后也要做路长，组织同学们安全回家。这段时期的工作极好地锻炼了我的能力。
浩良河学校不愧是正规的完小，不仅师资力量比我以前就读的学校要好，而且学校的硬件设施也是很完备的。教学楼是清一色的砖房。学校还有专门的操场和运动场，里面单杠、双杠等各种运动设施都很完备。记得我们那时每周都要举行体育比赛，我几乎包揽了800米、200米、100米赛跑的全部第一，偶尔会有铅笔或是笔记本作为奖励，已是十分不错的了。那时候我还年少轻狂，总喜欢出些风头，不仅是体育不落后，学习上也是班里的佼佼者。
浩良河学校的学习和之前并无太大区别，也是四五十人的班级，学习语文和日语，只是多了一项军训。因为学校位于区县，奴化教育更为严重。我们每日必有一节体育课，训练我们做日本操，练习些稍息、立正、开步走等项目。
日本投降以后，八路军进入我们所在地区，我所在的桦阳村划归南岔管理，而南岔亦独立成为与浩良河同等级的区县。南岔距离我家只有一站地，四十多公里的距离，乘车只用数十分钟的时间，并且它也拥有一所完小。更重要的是，南岔完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也有四五十学生的规模。但学习环境和学习内容却没有奴化教育的痕迹了。
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曾经停学过一段时间。1945年至1947年间，我亦参加了土地改革，还是公安武装委员，是个积极分子。而后1948年重新开学后，我转入了南岔小学学习。南岔小学是所寄宿的学校，我每日带着两个大贴饼子和一些咸菜，去学校上学。
那时，桦阳村去南岔小学就读的只有我和任荣芝（我的小学同学）两个人。很多人因土地改革分得了田地而选择了回家务农，失去了学习的意识；也有一些家中略富裕的学生，早已卷着资财离开了。
1949年读书时的通行证
印象深刻的小学朋友
最初上学的两年间，同学大都也是孩子心性。下课没事时，你追我打，打打闹闹的，也并不真动气，只是以此为乐。那时也有一些难忘的好伙伴。
李荣耀是和我关系比较亲密的一个小学同学，平日里总在一起学习，他家境比我好些。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我们的关系都很好。他父亲是搞木材的工头，是伪满洲国、日本人的狗腿子，平日里对普通劳动者多有些压迫和体罚。待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李父唯恐遭受到民众的报复，不敢再逗留在居住的地方，遂带着全家人逃到了县城。自此，我也和李荣耀分开了。
土改时我们还曾经有过联系。那时，他家被当作批斗的典型。虽说迫害中国的是日本人，但是他们毕竟人生地不熟，真正打压人民的则是李父这种为他们服务的狗腿子。这些人一旦被抓出来，那必定是众人鞭笞的对象。但具体是如何对他家鞭打、斗争的，我就不太清楚了。那些财产也必然是分配给了广大穷苦人民。而自土改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过联系。
小学时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叫任荣芝。她原来居住在县城中，父亲是在伪满洲国地界中管理中国人的一个小头目，后来怕别人斗争，分他家的财产，躲到了农村。她大哥毕业于奉天大学，是个有钱人。二哥任荣耀是中学教师，曾任我妹妹班里的老师。我那时还任学生班班长一职，他时常见我和他妹妹在一起学习、读书，对我印象还不错，主张我们时常联系。后来，我和任荣芝便经常在学习方面沟通，有时也画画娱乐。那时画画是用铅笔。你画个男孩，我画个女孩；你画个房子，我画个鸡鸭之类的。我们还总是聚在一起做功课，算是学习上的小伙伴。
后来土改后，我们同去南岔小学就读，寄宿在学校。学校男女生各一栋宿舍，负责上课摇铃的老师同时负责监管宿舍。记得有一次她染上了感冒，发烧在宿舍。我本来还疑惑她为何没有前来上课，后通过摇铃的老师才知道她生病了。于是，我急忙跑到她家里（南岔到我们桦阳村距离一站地），通知她的家人。而后，任荣芝的母亲、二哥以及我三人一同返回学校，又是我和她二哥轮流把她背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