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希望次子能够更务实一些，更踏实一些，能够以更诚恳认真的态度去对待他的家人、朋友以及事业，相信他一定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次女王红
次女王红出生于1971年10月8日。同长女一样，次女也并非我亲生，而是我的养女。
1990年，与次女王红合影
次女的父母都是军人，她母亲在生产第三胎的时候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只留下了她和一个哥哥。她父亲过去曾在部队里面负责建筑方面的后勤工作。改革开放后，她父亲赚了些钱，出资修建了学校，后在南岔第二中学任教务处主任，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后来次女之父续娶了第二任妻子，专心忙碌于事业，与儿女们缺少情感交流，疏于照顾。
因此，次女在八一体工大队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后，选择复员至北京上学。我对次女心有不舍，将她认为养女，她在北京的生活也多由我操办。次女就读北京大学，我花费了不少心思。她的服装、被褥、自行车等都是我亲自准备，为她筹措的。次女的父亲来北京也会预留些钱给我，托我照顾他的女儿。但确实是工作太忙，虽然心中关心自己的孩子，他也只能提供次女物质上的支持。而我则不同，我在生活上给予她指导。
次女头脑机灵，乐于学习，平日里跟随我的长子，从他那里学习到了不少东西。再有，过去生活艰苦，次女也是感受过生活的苦难的，因而更加珍惜如今的幸福。对这来之不易的美好，她更能够竭诚以待。在日常生活中，次女深受我的影响——勤劳、朴实。在待人接物方面很诚恳，懂得尊重领导，团结同志，也因此结交了不少朋友。在部队的三年中，她第一年获得了“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第二年立功，第三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年分受三项荣誉，这在部队里也是不常见的。这样的成绩是对次女的表现是一种肯定，也让我十分受用。
是此精神以传家
我始终以为，家庭文化的传承于每个人都是穷尽一生的潜移默化。
我与妻子的相处。我在部队工作中勤奋进取、友爱同僚。妻子在生活中做我无声的支援。她对我工作的支持、对我战友的善待、对我家人的体贴，这都是一种家庭文化的传递。虽然我们成长在不同的环境下，但是这种思想的传递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也会与日俱增，形成我们这个小家庭特有的文化。
父母传教给我的人生教诲——勤奋、忠诚、坚强，贯穿我的一生。我始终信奉“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认真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竭尽全力去完成每一项任务。我一生的精神同样作用在我的儿女身上。长子的务实、勤奋；次子对朋友的善待；长女的进取、执着；次女那不服输的个性……这一切的影响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作用出来的。这种勤奋、忠诚的人生信条亦是我们这个家庭独特的文化传承。家庭，是每个人出生于世，最初接触的洗礼之处。在这里，我们受到了人生最初的教育，是思想的启蒙。家庭的文化由来已久，它作用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生的影响。
看到子女们在我思想作风的影响下，开拓他们自己辉煌的成功之路，享有周遭人的美誉。这于我，更是无限的欣愉和安慰。
勤劳忠诚不退却，是此精神以传家！
旧时生活
出生在东北这块荒凉但是自由的土地上，从幸福完满的全家之乐到丧父成长的落魄生活。我有幸在此期间接受教育，懂得知识的重要性。无奈在日本人手下讨生活，我誓要在有生之年见识到强大的中国。从无知的幸福，到懂得生活的艰辛；从被迫屈居人下，到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地捍卫我们中国人的尊严！
20世纪20年代，父亲携二叔逃荒至东北后，母亲于孕期千里寻夫至黑龙江省牡丹江海林县。1931年，我出世。
定居东北，我一家人得以团聚，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东北是块荒凉开放的土地，一年四季多风调雨顺。在那里，人们只要占下块土地，勤劳耕种，自然可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虽然比不上城市中的生活，但最起码有吃有喝，能够自给自足。
伪“满洲国”皇宫（资料）
后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人们称之为伪“满洲国”。由于黑龙江与苏联的关系，日本采取先间接控制哈尔滨，再控制全省的策略。而东北就是指以山海关为界，我国东北方向领土。那里当时的生活环境又有不同，整个东北地区尽为日本侵略者囊中之物。彼时，国民党退居山海关以南。国共两党呈现既分立又合作，也合作也斗争的状态。
虽然伪“满洲国”实为日本侵略者在操纵，但是东北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基于天时地利人和，温饱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在我出生后的前几年里，我们确实生活得很好。直至1939年，父亲因私挖死牛被告发，惨死于日本人及其狗腿子的铁蹄下，我家的生活开始走向低谷。
那段时期里，为了分担母亲的压力，我也不得不辍学，并开始四处打工。
卖瓜子的小贩（资料）
我曾在小吃店里做过堂倌，负责刷碗、洗碗这些杂事。我也卖过瓜子，这在东北叫“毛子磕”，前苏联人很喜欢吃这些。我常在天黑后，到老百姓住的旅店去叫卖。那时也没有电视这些可供娱乐的东西，东北夜间又天气极寒，人们无处可去。我趁那时卖些瓜子，5分钱一碗。我还曾卖过糖葫芦。母亲在家中用镊子把山楂扎一个口，剔除里面的核，再用签子串起来，蘸上糖汁，就做好了。我就拿着这些糖葫芦一串一串地卖。我还做过小背（给金沟送粮食）、打金工、“蘑菇头”（几个人一起把笨重木头抬到火车上的装载工），打过兔子，套过狍子、梅花鹿，打过野猪、狗熊。
童工（资料）
后来认识了继父，我还和他一起卖过菜，用担子挑着四处吆喝。那时候，在日本统治区域内要学日语，简单的“多少钱”之类的我也能说上两句，如此靠卖菜来维持生活。再之后，日本投降，东北解放，曾经淘金的金沟被留了下来。工人们为了能够挣到更多的钱，纷纷涌向那里淘金。可是淘金的地方地处偏僻，多山路，火车、汽车都不能通行。但是淘金人要吃饭，这就只能人力运输。我那时做过为众人运输米面的工作，能够得些报酬，十分辛苦。东北的山区，晨起时露水很重，山路间更是泥泞不堪，人行其间，基本膝盖以下都是水和泥。我穿着那种高帮的胶鞋，东北称为“胶皮袜子”，在泥地里趟行，为那些淘金人送去粮食。这钱挣得十分辛苦，但对我家当时清苦的日子来说，也算是一笔收入了。
记忆中的日本开拓团
自我出生伊始，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控制了东北地区，但我家所居住的地方还并没有被正规日本军队占领，而是由日本开拓团暂为管制。
所谓日本开拓团，顾名思义，即占领东北地区肥沃的土地，进行开拓、耕种。但他们只是从日本派来管理这块土地的人，真正劳作的还是我们中国人。东北南部的土地十分适合种植水稻，开拓团的人奴役当地的中国人为他们耕种，所得粮食收归日本人所有，也只有他们可以食用。中国人（当时称“满洲人”）若是食用大米，则被称为“经济犯”，是会被处理的。故而人们也只能吃些高粱米、小米、苞米（即玉米）等粗粮，间或可以吃些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