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来到学校主要针对技术理论的再提高进行学习，但同时，我们也要好好学习吃苦受累的精神。我坚信，一个人若是不肯吃苦，没有进取的思想，只是抱着“别人怎么练我就怎么练”这种被动思想，是绝对不可能有所成就的！玉不琢不成器。我对自己严格要求——誓要把自己雕琢成精美的“玉器”，好上加好！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比较自信——我始终能够找到自己人生中更高的目标，永不满足于停留现状。这样的人生态度才能督促我不断提高，活到老，学到老。
我这样的性格也使得我在人生求索的过程中，不断接触了解新鲜事物，收获更丰富的知识。军事学校时，我接触到了以前从未涉及的运动生理领域。我犹记得，讲课的谢长鹏老师在课上对我们说：“抽烟不好，烟里面有尼古丁！”他还负责教授我们解剖学，许多人上这课时都很惶恐，只有我无所畏惧。我对解剖这门课很好奇，课上的任何新奇事物我都乐于尝试。人体的206块骨头，肌肉、关节、韧带，这方面的知识我都想要多了解一些，亲手抚摸，体会一番。那段时期内，老师将这些知识都灌输进我的大脑，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的学识。
我在部队中最初只是普通的学员。每日既要练习各种体育项目，如体操、撑杆跳、跳高、跳远等，还要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如身体解剖学、运动医学、营养学等。这一学就是两年的时间。我也算是个幸运儿。由于我勤学苦练，掌握技术的情况既快又标准，很得领导信任。因此，我成为了众人学习技术的标兵。后来更是担任副排长的职位，指导管下士兵进行训练。成为副排长后，我不仅要保持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还要带领队伍，和我的战友们共同进步。
其实，就日常的学习来说，我并没有比其他战友花费更多的时间。相反地，由于我还要指导他们的训练，我自己的练习时间倒相对要少些，但是我的各项考核仍然全部保持在5分。这大概就是我训练时更为专注用心的缘故吧！我对自己的训练有着明确的目标，何时应该达到何种程度，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遇到困难就要刻苦钻研，认真领会其中的精髓，直到找出解决的办法。因此，我总是能够为自己找到最好的出路，最终在各项考核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而这也会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我出色的表现总会受到部队领导的肯定、周围同学的钦佩，我会发自内心地产生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指引我以更高昂的气势去面对我今后的学习。周而复始，我便一直处在一种积极向上的环境中不断进步。
1954年广州解放军体育学院合影（后排左一韩桂山）
学校学习期间，我们经常会迎来外宾和中央军委等领导的检查和参观。每次有这样的活动时，我都是表演项目的不二人选。这是对我成绩和努力的一种肯定。每每这时，我的荣誉感都会油然而生。整个体育学院共有六个连队，千余名学生，我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十分令人骄傲。加之我面对的又是各国国防部长等重量级外宾，以及我们国家的军委领导、国防部长、参谋长等各层高级领导。能为他们表演，我自己便会产生一种心态上的变化。这种愉悦的心情不只推动我继续发奋努力，更为我带来了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心态。我始终相信，付出就会有回报。我的辛苦付出，为我换来的是人格的升华、人生的进步！
在广州体育学院学习期间，我始终都是优等生。年终考核共计180项，分为80门进行考核。我样样都是5分，都是优秀，全部以最优异的成绩完成任务。我以最完美的结果为自己在军校两年的学习画上了句点。
难忘的体院老师和同学
体院的学习，记录着我又一次的成长。在这段时间内，也有几位老师和同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或曾给予我深远的影响，指导我前进；或是和我结下了真挚的友谊，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亦互相勉励。
提起教导我的老师，有几位是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教我们刺杀的苏呈祥老师是回族，个子不高，大概165厘米，如今已经去世。他的日刺和苏刺（刺杀的两种不同方式）都很好，我特别崇拜他。刺杀主要讲究的是对刺，即对刺双方带上护具保护周身，真枪实战。这是我过去从没有接触过的全新领域，老师生动震撼的教学使我对这个项目兴趣大增，同时也更加崇拜老师。他给予了我很多指点。还有一位张景扬老师，大约180厘米的高个子，和苏呈祥老师一高一低。张景扬可谓是我学习上的标杆。此外还有体操老师温国辉。他在单杠、双杠、吊环等多个体育项目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对我日后在体操方面的训练提供了很重要的启示。
1959年全军二届运动会留念（前排右二韩桂山）
那时，学校中也有一些和我比较要好的学生，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
和我最要好的是杨福海。他现在是总参谋部军训部的副部长，少将级别。体育学院真正优秀的优等生就是我们两人，他当时也和我一样，担任副排长的职位。他在众考试中也只有一门考试是4分，其它全部为满分5分。虽然在成绩上略逊于我，但杨福海是我在训练、技术反应等方面学习的榜样。我从他那里学习到了不少知识。后来我调到总部工作。他由于“出身不好”，只能留在北京军区。当时“唯成分论”依然盛行，我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就在入党上给予他帮助，积极为他呼吁，终于促使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之后，我成立了五项队，遂邀他来我麾下任教员。以后一同在部队里出任参谋，一同出国学习，并肩作战。
杨福海这人真是不错，在思想品德、行事作风、技术理论等方面都很优秀。而且他文化程度比我高，是高中毕业。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平时有事他也对我很是照顾。他现任国际军旅协会副主席，仍常有出国任务。出国在外，他的工资都是领双份的。但他从来不管账，工资交由我保管。平日里凡我买东西都是购买双份，彼此关系十分亲密。
除了杨福海，古耀君和宋朝良也都和我关系不错。古耀君是我排队员，他的出身成分高。古的父亲是北京蟾宫电影院的经理，他家算是资本家。古耀君本身也是个知识分子、高中生，有些学问。过去在家娇生惯养，但是来到部队里却是个肯吃苦耐劳的人。这人本质还是好的，后来被分配到北京军区的基层出任体育主任一职。还有宋朝良。宋朝良学习不是很好，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比较慢。这人后来直接调到了北京军区射击队出任队长，如今在总政治部职工部担任副部长，少将级别。
我们这些人的关系都还比较好，如今也多有联系。这都是在广州军事学校时结下的不解之缘。
至总部，任参谋
在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学习两年，我本应回到原来的东北军区，即如今的沈阳军区。与此同时，学校也挽留我，希望我可以留校出任教员。但由于我曾经在拍摄《体育教范》这部示范电影时有过出色的表现，故而总部也要求我前去任职。三个单位同时发出邀请，我一时间受宠若惊。但最终还是总部的权力比较大，奉总部李志民处长的命令，我终调任至总部工作。
1956年2月，我最终接到了任命书，由广州分配到了总部，在训练总监部 的体育局任参谋。当时，训练总监部的部长是刘伯承。但因其身体欠佳，常年住院，就由副部长叶剑英主事，下有萧克任部长。
担任刘伯承和叶剑英下属的参谋，我仍然主要负责体育。原来在东北，我负责的是六个军，如今一下变成了二十几个。原来沈阳军区只是十二军区之一，但到总部就一下要负责全国十二个军区。这其中的差别是巨大的。曾经，我从二七步校破格提升到军区任参谋，自以为境遇已经很好。至此，我在体院毕业后又因优等生的身份被调至总部，管理全国十二大军区，总算是开了眼界！而且，能够在举国闻名的刘伯承和叶剑英元帅手下工作，我的心态也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