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珠海海关楼顶
受到多方领导的关注，我自然不愿意辜负众人对我的期望，工作起来更是兢兢业业。来到总部体育训练局任参谋，我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仍是文化水平的欠缺——写作方面我始终难以得心应手。但一个部门有数十个人通力合作，我也能尽量避免自己的短处。并且因为我技术动作好、示范标准，我更是找到了自己独特的长处。虽然我在最终撰写上存在欠缺，但我可以对其他人逐一阐述，再由其他人进行归纳总结。我的好友杨福海就可以处理总结的书写问题。在我们这多方面的配合下，整理出的材料也更加准确、全面，具有说服力。
由于管理级别的不同，我在总部检查工作时也和从前略有不同。过去在沈阳军区检查的是军，而到总部后，我检查的是各个军区。一个军区大约又包含着数十个军。检查时，会由各军区军训部门的某位领导向我们汇报情况。但是仅是书面汇报还不成，我们依然要对部队进行实际考察。此外，我们每年还会有一次机会去校阅部队。萧克时为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每年年终校阅时，他都会带领四五十人，司政后 都有，去检查部队。
检查部队时，我依然保持着原来任参谋时的传统。来到部队并不立即进行检查，而是先行组织帮忙训练。我将自己的这种方法推而广之，在整个部队中宣传应用。有些军队如郭庆领导的41军，能够在训练中取得优秀的成绩；但有些则不然，通过我们的帮助和指导，这些部队可以提高其自身水平。这于我是一件十分有成就感的事情，于部队的领导和战士也是一种荣誉，两全其美，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总是思考，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影响力、号召力，这些能够在训练时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们就更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力量，向大众传播这种精神、推广这种经验，号召全军同志向其学习。在此大氛围环境的带动下，总会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典型示范。我们在部队训练时亦应该抓典型、树典型，以点带面。
在总部工作时，我一直秉承着这样的工作态度，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成绩也被领导们看在眼里，这使得他们对我越来越器重。当时南京有个“硬骨头六连”，这支队伍十分优秀，上级领导对他们十分重视。我人本来还在广州出差，被叶剑英元帅命人一个电话给催了回来：“打电话给韩桂山。让他到‘硬骨头六连’来，帮这帮人搞搞训练！”从最初对于普通训练的指导，到后来对于英雄模范部队的指导，这无一不在述说着我的成长！
我印象中的领导
我实际的领导刘伯承部长，自我来到总部出任参谋一职时，就已在301医院住院休养。我也因此从未和他谋面。
真正指挥我工作的是叶剑英副部长。记得那时，全军每年都会有一次训练会。会上总结一下当年表现，制定来年训练方案，针对每一个科目的训练制定出具体的安排。这种全军训练会都是由最高领导机关来组织。那时得以了解到叶剑英元帅利落干练的处事方法，这就让我对他心生敬佩之意，并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叶剑英元帅是个全才，在战术、体育、技术等各个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但他独在体育这一方面提出一条：“一个人身体不好，躺在床上，有万丈深渊，也是奄奄一息。”他这就是在号召全军，要注重身体健康，加强体育训练。这句话是我深深牢记着的。2009年，我和叶剑英之女一同参加一个论坛会，我在会上发言时还提及此话。就叶剑英元帅所给予我的教育，我认为这是最为深刻的。这话听似简单，但其实一语中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失去了健康的身体，那么任何计划都是枉然。我也因为受到此语的警示，此后愈发注重在部队中进行体育宣传，希望可以借我的微薄之力，帮助部队提高战斗力。过去毛主席曾经讲过“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而我们部队的主题则是“开展体育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提高部队战斗素质”。这都与叶剑英元帅的指示分不开。
叶剑英元帅不仅在工作中教导我，更在生活中帮助过我。“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声称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将我关入了牛棚，最终是叶剑英元帅解救了我。他的大恩大德，我始终铭记在心。
除了刘叶两位元帅，萧克也是我的领导。萧克代表考察团团长，他时常带领苏联专家顾问，以及我们这些各总部的司政后去部队进行考核。虽然我每年都会随同萧克一起去各军区检查部队训练情况，但平日里也没有时常接触。毕竟，我的直属上级还是我部门的局长。
但是在总部那种对各方面要求更高的环境里，我仍然感觉自己在思想、品德、作风等各方面都有了更高的追求，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当初和我一同自体育学校毕业的同学，也有一些被调来了总部工作。可随着时间的磨砺，许多人都经受不住考验，不能完成总部机关对每个人的要求，有的转业，有的下放，有的就只能送到了部队里去。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和困难，我一直都坚持了下来。而回报我的，是我无愧于自己的工作成绩，以及那许多从领导、同事、总部所处理的各种事件中所吸收到的经验和成长的指引！
任教三军
1954年，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等国来到我国，值此之际，我为这三个国家训练军队。而后的1961年至1963年间，我再次负责训练他们的军队。
在当时，这些国家多是在中国或外国主办的各种比赛上见识到了中国军人的战斗力和综合素质，萌生了让我们为他们训练部队的想法。因为我国与这些友好邻邦关系融洽，也便没有多做推辞。但我所面对的训练与那些由各方专家组成小组再带队训练还不尽相同，因为我就是一个人负责对于各部队的训练。自1958年，我夺得了军事运动会中“军事三项”的冠军之后，我在部队中的威望也是水涨船高。这好名声也传到了其它各国军队将领的耳朵里，自然对我多有佩服，希望自己的部队能够得到我的指点。
1963年，在乌兰巴托训练将士
教导这些外国军队时，我也感受到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民族精神。比如阿尔巴尼亚的军队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松散。在我传授他们技巧的时候，那些战士只是象征性地应付两下，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在敷衍，内心中并没有存在为国家、为军队争光添彩的思想。而朝鲜的士兵则很能吃苦，训练时十分刻苦。他们牢记着我所讲过的每一个要点，即使不能立即掌握，他们也会坚持反复训练，直到真正领悟要意。这种滴水穿石、铁杵成针的精神很令人佩服。在那里，他们的士兵都不愿意让我离开，希望能够从我的指导中获得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好的技术。但朝鲜士兵虽然刻苦、踏实，水平却参差不齐——有人在这方面突出，有人在那方面突出。而事实上，比赛和战斗一样，都需要团队配合的竞技。他们这样的状况必然不尽如人意。而我们中国则不然，我们确保了全面提高。在此前提下，才得以取得最终胜利。我自己亦如此。我本身并未在某一个项目上无人可比，可是我能将每项的成绩都保持在一个高于大多数人的水平上，这就形成了我独特的竞争优势，也使得我最后得以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在训练时，我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但不可否认，即使我全部传授给他人，那些人也不一定会；即使会了，也不一定能够掌握动作要领。这其间需要的是一个训练和练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