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导于那些部队的士兵就好似那层捅破的窗户纸——本身并不神秘，也没有多艰难，只要有人用手指沾些唾沫，就可以捅破。这些训练技巧亦如此。技能本身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奥秘，只是需要人们在掌握动作要领之后反复训练，熟能生巧，自然有所提高。这恰如卖油翁沥油，自钱孔入，而钱不湿，不过“唯手熟尔”！我的传授只能尽可能地让大家少走弯路，但是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任何成果的收获都是与自己的付出成正比的。
七机部任军代表
1966年8月15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团以上干部。会议结束后，组织决定让我去七机部（全称“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今航天局前身）任军代表。
当时全国各个单位都是实行“三组一室”的组织框架——生产组、政工组、行政组，以及办公室。生产组相当于如今的总参谋部，政工组类似于总政治部，而行政组则形如总后勤部。至于办公室，是类似于军委办公厅的组织。我出任军代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解决后方问题——若是有群众造反，不听指挥，我要负责管理。我需要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带领他们“抓革命，促生产”。
总部各部门先后派遣过几个人员前来“支左”，但都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原因就在于这些人在行为、思想上存有倾向性。七机部存在两派人员——“九一五”和“九一六”。“九一五”是“保皇派”，这些人对原来的好领导和好党员表示支持。而“九一六”是“造反派”，他们认为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错误道路的，是要坚决打倒的。这两派人员常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时常打得掀翻了房顶，十分不好掌控。
面对这些人，我有我的处置方法。我并不像过往任命者那样带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去处理这些问题，而是保持一种公平、公正、不偏袒的心态去和他们沟通、交往。我在两派中间和稀泥：“同志们，你们两派全是革命群众的组织。两派都有各自的优点，也都有贡献，但是你们也都有缺点。所谓的缺点就是，你们都是亲兄弟。一家子兄弟两个、姊妹两个——有一个‘九一五’，有一个‘九一六’。你们自己家要打仗，这是要干什么呢？”其实这本是很浅显的道理——我们同是社会主义社会下的阶级兄弟，应该要团结起来搞革命，而不是互相制约起内讧。
过往的那些继任者受到个人主观判断的影响，凭借自己的意愿而保一派打一派，这才使得两方的斗争愈发激烈。我独辟蹊径，避免这些不必要的争端，团结两派人员。我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抓革命、促生产”上，而不是一味纠正这两派的观点。按照规定，晚上加班工作时只能吃一顿饭，大约一两角钱。我任职期间将此待遇改成两餐——晚饭时一餐，深夜11点半再吃一顿夜宵，真正考虑到工作人员的需要。七机部的那些员工们都对我很敬佩：“这个韩代表真了不起啊！”这样的夸赞是我最常听到的评价。
直到现在，原来七机部的那些领导也没有忘了我，还经常打电话来请我吃饭。以前工作的那些小孩，如今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早已成就了自己的家，可见到我，还是“韩代表”、“韩组长”这样亲切地称呼我。
我在七机部工作到1973年。之后，我又组织队伍到基地从事导弹组装。东风－5 是我国最早投入研究的导弹，我那时也参与其中，负责组装它。就东风－5的焊接问题，我们每两周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向有关方面的国家领导人进行汇报。汇报时聚集了各类专家、教授，而我作为负责管理生产的组装组长，也要一同出席。后来想起，这些于我，真是十分光辉的人生历程。我能够利用我个人微弱的力量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亦是我的光荣。而党和人民更是回馈给我了更高的荣誉、优越的待遇，这些真让我甚是感动！我只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馈培养我的国家——我们国家的第一颗导弹和第二颗导弹都是在我领导的团队手中组装成功的，也算是为祖国科技腾飞做出了贡献。
我时常在想，人的生活，就是不断学习知识的过程。我们需要不断接受新的事物，接受那些发展前进的事物。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才能为国家、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组建射击队
1973年，射击队合照（前排右七韩桂山）
1956年时，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整个国家体委几近废除。直至1973年，解放军又恢复了体育局，遂把我调回了总部。
虽然我更中意在七机部任军代表和在基地带队伍组装导弹的工作，但我始终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服从部队的调配和指挥。由此，我又回到了部队。
回到部队后，上级令我组建解放军射击队，欲参加全国射击比赛。当年，一共10项的射击比赛，我们夺得了8个冠军。我没有去向领导汇报，而是由另一个参谋刘世芳前去报告。可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不仅没有受到领导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你们这个做得不好——拿冠军拿多了！你们没有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那一次，刘参谋被批评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了解到此事，去向部长反映情况：“部长，咱们两个打枪。你说你打4环，我打8环，那我让你。但我糊里糊涂都能打到4环，你认认真真地打也不够4环。这我怎么让你啊！”我又说：“比赛就是比赛。你争先我也争先，你想打好我也想打好。但究竟我能打多好，我自己也没有能力预测出来。我想打10环，但打不了，打成9环、8环，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你这样批评不对！”我就这样对部长直言不讳，指出这其中的不合理处。
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记得我们曾经的体育主任曹诚，他有一次奉命去动员朝鲜参加一个国际乒乓球比赛。朝鲜本不愿参加，后来我们声称会保护他们，让他们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结果比赛时，中国不但没有保护朝鲜，还把他们给打败了。周总理那时就批评他没有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曹诚后来在我去七机部任职时被免。因为有这样的先例，此次张副部长才会如此严厉地批评我们。
但从我个人的想法来说，他批评他的，我依然坚持搞好部队训练，连续两年为解放军争光。一次是8个项目夺得了7个冠军，一次则是10个项目获取了8个冠军。这样的成绩在全军范围内都是很突出的。
1975年，我们“军事五项”出现了2个全国人大代表，运动队也有3名队员当选。其中就有在1973年、1974年间参加比赛并获得冠军的李亚敏，如今在公安部门工作。还有两个军事五项队的队员王恋英、徐雷，这两人也都是人大代表。其实，在第五届选举时，我和另外一男子张继英亦在候选范围内。但考虑到女子能在运动会中夺得冠军十分不易，我们便谦让了出去。
虽然我没有成为人大代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一段时期，我的工作和生活处处都进行得十分顺遂——每年的比赛都会评选“五好”。我当干部是“五好干部”，当教员是“五好教员”，当参谋是“五好参谋”。
在部队中，我始终是积极分子，保持这种先进好学的学习态度。我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并真正落实到行动中去。这也就使得我能够在人才众多的解放军部队中大放异彩，找到我人生奋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