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阅兵式观礼
观礼证
“肃清反革命运动”
新中国的成立，带给广大中国人民的是“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但是动荡的中国并没有就此脱离动乱。“肃清反革命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更有三位开国领导人的与世长辞……新中国在风雨中坚毅前行，我在这其中坚守岗位，与祖国共奋进！
1955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开展起了“肃清反革命运动”。在“肃反运动”中，我们部队主动针对入伍成分较高的，有特反嫌疑的人进行斗争。
我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时的同学古耀君就曾在那段时期接受过批斗。我还是积极分子，在批斗他时亦曾经对他拍桌子瞪眼睛。但这样的肃清并不是盲目的，部队还是对每一个有嫌疑的对象进行了细致的审查，内查外调 。审查后了解到，他父亲只是在电影院任经理，并没有什么需要处分的地方。古耀君被判定为属于共产党的“肃反”对象，但因为没有事实，最后依然是照常授予军衔，并没有受到实际的冲击。但我则不然，我却是实实在在地在“肃反运动”中经历了一场“天降灾祸”。
记得那时，我还在对古耀君进行批斗，中途接到了来自沈阳军区的电话：“韩桂山，你有46本书被特务给偷走了，你有嫌疑！”这件事情要追溯到我从沈阳军区保送到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的时候。我本有一个木箱子，里面装有抗美援朝时期的一些遗留物、军装，还有那最重要的46本书。我将这些东西放到了未婚妻家中。但不成想，妻子认识一个国民党事务长胡某，这就导致了之后的悲剧后果。
胡某原是国民党的事务长，后来被共产党解放过来。在询问他今后意愿时，此人表明希望回家做个寻常百姓。组织将他放走后，他并没有回家，而是再次投靠了国民党，在那里从事反对共产党的勾当。之后利用与我未婚妻相识的便利，从她那里偷走了我那46本书籍。这些我本都不知道，直到沈阳军区打来电话我才得知事情出现了纰漏。
后来，我停止了对古耀君的批斗，转而面对我的不幸遭遇。“韩桂山你要交代，你和那个特务是怎么个情况？”组织询问，我积极配合：“我也不知道！书是我的书，但我放在了我未婚妻的家中。至于她们家人怎么弄出这件事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和这个胡某联系过，更不认识这个人。”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不合宜的举动，但是泄露秘密依然是件很严重的事情。
在沈阳军区那种等级的部队，我的那些书还算不上是绝密书籍，只是很正常、很普通的书。那时，凡是从保密室借出来的书，每日看完之后都要收回去。在总部机关，那些绝密的资料就连借阅时间都有限制，更不要提拿出去了。但部队过去对于保密问题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我那些书也被归为了秘密书籍。
为此，我从一个积极分子一下变成了“肃反”的斗争对象。最终，我还因为此事受到了留团一年的处分，直到第二年才撤销。而我原本应该授予的中尉军衔也不得不变成了少尉。
“肃清反革命运动”并不是单纯只有我一个人受到了冲击。那时，整个学校都在进行着这些政治运动，仿佛多了一节政治学习课一样。我们终日就在不断地审查和清理中度过。凡经过调查了解后，证明没有问题的，维持原样；而一经证实确实存在问题，便该处分的处分，该遣送回家的遣送回家。务必要做到解放军内部纯洁，维持阶级队伍的清洁。只有解放军的内部和谐了，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江山才能更加稳固！
“反右派斗争”
1957年6月，因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此次斗争直到1958年夏季结束，但斗争亦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虽然地方上称此次运动为“反右派斗争”，但在我们军队里面却不尽如此。我们那时的原话是“不走样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我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或者说是两个执政党间产生了矛盾。故而，国内对于以前倾向于苏联的所有工作都进行了大清理。那些曾经提倡的路线、政策、方法等一时间改头换面。如解放军原来存在的五大部。其中我所在的训练总监部，连同部长刘伯承、副部长叶剑英在那时也被扣上了“反教条主义”的大帽子，从而接受清理。此后，五大部更是改组成三大部，仅存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而那些曾经受过苏联指导的部门，带有苏联行事风格的部门亦都被清除了。
最早“不走样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还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些内部问题都被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清理。这种内部的变革，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但也只是起到陪衬的作用。
至此，中苏关系是真正恶化了。苏联曾经支援我们的百余项建筑都撤销了，这就是政治斗争作用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军队也是如此，曾经应允要提供给我们的武器支援，那些飞机大炮都不再兑现。随着两国关系的僵化，国内的运动形势也逐渐扩大。
国家主要的方针政策都是由领导来把握，具体也会作用到我们部队的各个层级中，进而改变我们的思想，不再死心塌地学苏联。政府实际是借由这场运动来改变我们的思想。
“大跃进”时期
1958年，国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忽视了社会发展现状，妄图一步跃入共产主义社会。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影响的“大跃进”在此时悄然而至。
那段时期，政府号召人们大炼钢铁，意图“赶英超美”。老百姓把自家的铁盆子、铁榔头等凡是带铁的器具都贡献出来大炼钢铁。结果非但没有显著成效，反而因为揠苗助长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自觉已经取得胜利，进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造成了误解。无论是如毛主席这样的国家领导人，还是寻常的百姓小市民，在那一时期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激进思想。人总会犯错误，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次错误的代价确实惨重了些。
虽然那时也有彭德怀这样的老将在庐山会议上进献“万言书”，但由于“左派”人士的极力歪曲，他此番坦然直言亦未能被党中央采纳，甚至还因此受到了惨烈的冲击。此后或许还有人针对此事进言，但一时间内也无法逆转“大跃进”迅猛的潮流。
“大跃进”时期，我正在东北负责滑雪队的训练。由于“大跃进”这项运动的具体表现和我的实际行动、实际工作环境并不相吻合，所以，我并没有参加进去，全部精力依旧投入在滑雪方面的训练上。后来遇到1958年的夏季运动会，我受贺龙元帅令调回北京。但此时我的主要任务依然是为即将到来的运动会做准备，因此也并没有过多参与其中。比如社会上进行义务劳动，北京修建“十大建筑” ，我象征性地去人民大会堂劳动了两天。届时，我负责挖沟、将土装到车上，再拉出来，重复了两天这样的工作，之后又将重心转移回了比赛上面。部队里也有人被派去十三陵修水库的，同样只是劳动了两天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