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马里人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民族，他们不太注重礼节，采用的是更为天然自由的生活方式。我的这些调查了解或许比较片面和个别，这只是我亲身经历和感受到的。和我们同去的还有德国的专家，但他们到马里却是只顾吃喝享乐，只有我们是真心帮助马里进行国家建设的！
马方的挽留
马里的建筑多是平房，但因为它又是法国的殖民地，也有一些高层建筑，最高的有五层，是给法国殖民者居住的。
由于当地的门窗都是铁制的，我们帮助军队进行训练指导时特意排练了一个动作是“推杆上爬”，即一人手拿推杆，身后有几人负责推动，那人利用身上的绳子同时进行攀登，由一层至二层再到三层，这就是一个训练内容。马里的国防部长还曾经去观摩过我们这个训练。当士兵顺利攀爬到三层以后，国防部长表示很满意，这对我也是一种鼓励！
之后，我和国防部长握手致意。他通过翻译表示，我的手就像安置了一个金属钳子在里面，十分有劲。时下我正值三四十岁的壮年，当然有劲。为了表示亲切，握手时我更是十分用力。
这还只是我们训练时的一个片段。那年，我专家组走访了马里四大军区，沿途警车开路，群众夹道欢迎，受到了马里至高领导的赞赏表彰。当地百姓还向我们透露，除了我们的周总理访问库利科罗时，还从没有其它国家的代表享受过这种高规模的待遇。
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不只是我们负责军事训练的专家组，其它小组也多有卓越的表现。水稻专家组负责传授种植水稻的经验；糖专家组种植甘蔗，教当地人制作食糖；纺织专家组教授将当地产出的棉花转化为高级纺织物的方法；更有油料专家组、土建专家组、机场专家组、医疗队等其它各部门的通力配合。我们的出色表现不仅得到了武官处的认可，更受到了马里国防部和参谋部的肯定。
临行前，马里的国防部长对我们大加挽留。因为同行的专家组有杜宁生、董湘毅、李亚敏，这几人都是解放军射击队队员，在国内第三届运动会上曾获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各大报纸杂志都竞相报道过。故而，马里国防部长要求我们继续留下来，也为他们的军队培养出几个世界冠军。和组内队员们商量后，我们还是希望在任务完成之后就返回祖国，由我出面婉拒马里方面的美意。
过去法国占领马里时，驻军只有一个兵营，场地十分简陋。一个障碍场，一堵水泥和石头堆砌的墙做障碍训练。一栋二层小楼，也是水泥和石头筑成，门窗、房梁都是铁制的，日照之时，十分闷热。是时，马里也开始训练自己的部队，这就需要建设属于他们自己的军校。建立军校是个长期项目，而在建校期间，无论是时间场地，还是参训人员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我婉拒马方邀请时便以此为借口：“你说是拿冠军重要，还是你们国家建设一个军校重要？建设军校是个长期项目，而我为你培养冠军何时何地都可以。花费一两年的时间，你们把自己的军校建立起来，有了自己的训练场地。从长远上考虑，这要比一个专家组的效果更好上万千。”对方很心动，我继续诱导，“军校建成以后，咱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借由国防部、或是任何机构，再找我们过来。那时候我第一个带着专家组过来！”国防部长一听有道理，确实是要在专家组和军校间作抉择。他们最终选择了先行修建军校，我们也得以顺利返国。
在马里的部队训练方面，我始终按照国内建设部队的方针、政策执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受到了中马两方领导的一致赞扬。我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提升，这对我是个莫大的鼓舞。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解放军，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无论在哪一方面，我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争得荣誉，这就是人生中千金难求的珍宝。
针对马里训练一事，我也是如此。国内对于我们此行的好评，经由武官处传达给我们，这就是对我最好的鼓励与嘉奖。我将这种荣誉转化为行动的动力，认真进行我在马里的工作，指导部署各项训练，最终取得的成绩也和我所追求的目标一致，这就足够我引以为傲。
这种认真敬业、爱岗敬岗的工作态度，以及我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做贡献的良好素养，指引我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任务交接进“五项队”
自非洲马里回国后，我主要负责对部队工作的检查，围绕着“提高部队体质，增强部队战斗力”这方面进行工作。直到1979年初，我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总参二部曾占用了“老段府”，即段祺瑞公馆。1979年时转交给我所在单位——总参军训部，由我们负责在那里搞建筑，修建五层楼。修建“老段府”时，我们从部队调来人员进行施工，还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负责建楼等工程。原来的段祺瑞公馆里有一座假山，修建时就被我们移走了。如今想来这都是文物，如此糟蹋了实在可惜。公馆里还有一条二百多米宽的水沟，用来养鱼；还有私人游泳池等，极为奢侈，但盖楼时都被我们填平了。盖楼工程大概持续了有一年时间。这个时候恰巧赶上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我开始了新的任务——军事五项队。
军事五项宣传海报
邓小平同志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决定撤销“海军五项队”，建立“陆军军事五项队”。但是针对何人出任“陆军军事五项队”领导一职这个问题实在是众说纷纭，领导层出现了分歧。这时，有人推选我，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候选人，但我是一个焦点。有些部队领导找我谈话，表示希望我可以出任“军事五项队”的领导。我初始以“正在搞部队训练”为由推辞，其实这里面也有我的私心。当时，我是体育处的负责人，相当于师级干部，属于高级干部。但我要到五项队任职的话，等于是自降一级，变成了团级干部。虽然只有一级之差，但我就不算是高级干部了。从个人利益方面考虑，我当然更愿意留在体育部。
但是后来，包括董主任、田主任在内的多方领导找我谈话，并向我阐述其中利弊。我既有专业技术，获得过世界冠军，又曾任领导一职，组织训练能力强，实在是出任五项队领导的最佳人选。领导谈话时对我说：“韩桂山，你得去。你要去任职，这个工作你最合适！”他们还将此想法汇报给邓小平同志，并获得批复，“邓主席也决定让你去！”面对领导和组织的如此信任，我也放下私心，准备专心投入到祖国需要的军事事业中去。
最终，我在国防部大楼被任命为军事五项队队长，时1979年10月。
精心备战，享誉内外
1980年军事五项代表团各团长合影（前排左七为韩桂山）
1979年，军事五项队正式开始组建。在接受任命时，组织对我提出要求：“韩桂山，你要是搞好了，给你立功受奖。搞不好，就拿你开刀！”所以说，此次筹建军事五项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国际主义任务，五项队的选拔与训练是为了圆满完成参加国际比赛，为国家、为军队争光的任务。我在各方面都精心准备。这新队伍的组织涉及到许多问题——训练场地的挑选，训练人员、干部人选的确定等，都需要我亲自组织参与。
初接任命，军事五项队的一切都是空白。解放初期的许多建设经由“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沦为废墟——未建的工程夭折搁浅，筹建的工程则多被废弃了。作为新近成立的军事五项队，落在我肩上的重担则愈发沉重。仅场地的选择问题，就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部队原为我军事五项队划拨6万元开班费，但这些资金只能勉强维护一下训练场地，至于训练需要的武器弹药则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向总部反映情况，终于将启动资金增加到了十余万元。但这钱并不是一次到位，而是分批分拨地下发。我们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构建训练场地，购买枪支弹药这些比赛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