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针刺麻醉下的胃大部切除术，是做给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看的，属观摩性手术。院方为做好这个手术，事先给我举办了学习班，院方要我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气概，配合医院把这个手术做成功。
手术开始了，尽管医生把我的手术刀口开得很小、很小，还用了一点杜冷丁麻药，但在手术过程中，还是撕心裂肺地痛，特别是在牵拉胃的时候，我咬紧牙关才坚持到了最后。庆幸我没有给祖国丢脸，没有给祖国医学丢脸。
平心地说，这个针刺麻醉下的胃大部切除是一种“左”，是一种虚妄之为。现在，我再也没有听说，有某家医院用针刺麻醉的办法去进行胃大部切除术的。
还要说，因为当时还是文革期间，“左”的东西处处存在，比如，我们住院，护士们对我们的照料甚少，有不少是利用患者与患者之间的互助关系来做护理工作的，打扫环境卫生那样的事等也由我们病人做。
在住院期间，我的妻子悉心照顾我，但她当时怀有身孕（怀我幼女），不便时常来医院。这里要特别感谢徐昶同志，是他陪着我住院，护理我，65-69级同学朱秀英同志来医院照看我，帮忙照顾我的家。我的长女（时年10岁）、次女（时年8岁），也都多次来过医院。当时来我这个外科病房，必须经过一个整形外科病房，那里的病人形象都较可怕，我的次女便不敢走过来。
手术后，我在家里疗养了数月后，于1970年12月9日，也去了江西余江刘家五七干校，被安排在队部的专案组里，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专案工作。
我动过四次外科手术，除上述行胃大部切除术外，还有三次：一次是行阑尾切除术，具体时间已不记，手术地点是北京海淀医院；一次行疝气手术，时间是在1986年1月17日，地点在北医一院（北大医院）；此疝手术10年后于1996年复发，熬到2010年5月18日，在安贞医院作再手术。
在北医一院
今日的北大医院
1971年3月，我被调入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北医一院，北大医院，现在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这次从中国人民大学被调到北医一院的共有11位同志，他们是章向明、梁玉英、马贵裕、张振英、柏毓田、史松、安宝善、李素芬与我等。
北医一院是个大医院，属三级医院。据1971年6月13日数据显示，有行政人员132人、医生283人、护士322人、技术员120人、工勤人员329人、托儿所人员30人、临时工23人、护训人员68人，合计1307人。到1974年6月6日，全院工作人员人数增至1422人，有病床1000余张。
我在北医一院工作了6年（1971年3月-1977年7月）多时间。这期间，我先后从事了4个方面的工作：在医疗组工作；在党委、革委会办公室工作；带知识青年下农村；在眼、耳鼻喉、皮肤科工作。
我入北医一院后，首先在医疗组工作。同组的成员有江逸、王淑娟、谭碧英、尹秉一、陈吟秋、白致祥、刘文森与我等，我任副组长。在医疗组工作应该是懂医的，但我对医却一无所知。当时管理我们工作的医院党委常委柳厚田同志（神经科医生）安慰我说：“你不懂医不要紧，但你可利用医院里各个科室的医生把事情处理好，我们需要的是你在工作中掌握好政策、原则。”医疗组后来又来了一位刘波同志，她是一位资深医务工作者，也是小说《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同志的夫人，《林海雪原》中小白鸽的原型就是她。她待我很好，我还去过她的家。我与医疗组中其他成员关系也都处得很好。就这样，我虽不懂医，但在医疗组全体同志的帮助下，我又积极依靠各科室的医生等做工作，所以我完成工作的质量尚可。
我在医疗组工作的时间很短，很快就被调到了党委、革委会办公室工作，任两委办公室主任。那时医院里实行的是党委、革委会双轨合一的领导制度。所谓革委会，实际上就是行政领导，革委会是一种带着浓重政治色彩的文革提法。
当时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是部队派遣过来的，为首的是军宣队的李天和与王振江同志。我的工作就是做他们的助手，协助他们做好对医院的领导工作；处理党内的一些日常行政事务；在召开党的、革委会的常务会议时负责记录，帮助他们起草讲话稿等。
我在两委办公室工作期间，全面地了解了全院情况：如了解全院的医生、护士情况。北医一院历史悠久，有近百年创业建业历史。为了对医院历史作了解，我翻资料、查档案，整理出该院的一份比较全面的、综合性的历史资料来。这份资料在我重返人大工作10余年后，我把它寄送给了该医院的办公室，该院办公室的同志在收到了这封件后，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说谢谢我。
当时我们从事工作的内容叫“斗批改”。所谓“斗批改”的“斗”，就是“斗争”的“斗”；所谓“批”，就是“斗私批修”的“批”；所谓“改”，就是“改革工作”、“改正工作”的“改”。“斗批改”是文革期间的一种提法。这“斗批改”，抛去其政治内涵、“左”的躯壳，实际就是要我们做好实际工作。当时的北医一院的党、革委会领导是实实在在地这样做了的，如逐一地对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药房、辅助科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改进工作。
去顺义劳动带知青
1973年，国家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北京医学院党委接受了上级委派的带知青下农村任务。于是医学院在整个医学院系统内抽调人员组织队伍，我被抽调。被抽调的还有北医本部陈光，北医三院的刘景涛，北医武装部的邢焕明等同志，共几十人，分成两组，一组去顺义南彩公社带知青并劳动，由陈光、刘景涛带队；一组由我与邢焕明带队，分别任组长、副组长，去顺义杨镇公社带知青并劳动。
北医把被抽调的同志，于5月18日，集中在北医本部办学习班学习，明确下放目的、任务。
去杨镇公社有20余人，他们有来自北医本部的，有来自人民医院的，有来自口腔医院的，以及我北医一院的。这其中，以北医一院的同志为多数。
我们去杨镇公社的这20余人，分住在杨镇公社下属的5个生产队（村）里：张家务（后迁东庄户）、小店、松各庄、坨头庙、下营。我们公社辖下所管的知青223人，他们来自北京160中学、161中学。其中有不少知青不归我们管。
我去的村子先是张家务，后是东庄户。同去者三人，都是北医一院的，除我外，还有门诊部的潘承德、范春景。我村所管的知青16人均来自北京160中。另外邻村老庄户有知青14人，我们也要去那里适当照管。
知青的食宿由大队负责。国家拨付一笔资金，用来给知青修建简易房，办伙食，知青自己开伙。知青的任务就是劳动锻炼。
我们的同志不和知青一起生活，我们三人自己起火做饭。我先住在大队的支部书记候维刚同志家，后搬出住在小学的一间房屋里。
因为知青的食宿、生活、劳动均由大队负责，所以，我们对知青的督管实际并不多，主要任务还是搞好自己的下放劳动。
然而，对于这些知青，我们还是做了不少事的。在这批孩子下来之前，我就专程访问了若干位知青的家，听取其家长的意见。他们下来时，我们便在村里迎接他们，协助大队将知青的食宿及日常管理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安排妥当。在他们的生活安顿就绪后，我们经常地去照管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