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面说的是城市社教，我还参加过一次农村社教运动。时在1964年10月，社教的地点是山西定襄。因为我到了那里后，胃溃疡病发作，胃出血，经定襄医院住院治疗稍有好转后，学校的“四清”工作队领导决定让我回校，是由李有玲同志护送我返校的。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开始，到1976年10月结束，历时10年多。
1966年6月，我们学校大连工矿车辆厂社教工作队的同志因“文化大革命”被学校召回，之后，我就深深地被陷入了这个运动之中。
到校那天，正值上午。文化广场正在开展揪斗活动，当场被揪斗的及后来被揪斗的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人或著名学者等，如当时被调到新市委去工作的我们敬爱的前副校长郭影秋，还有学者王南等人。揪斗者是所谓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揪斗者被扣上的高帽，其名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等。这些被揪斗者，在被揪斗时，被戴上了高高的帽子，手也被反剪着。
当时天下大乱了。客观上，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留给人们的是八个大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想造反，那你就可以造。你想革命，那你便可以革。甚至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你想造谁的反，你就编个理由造谁的反；你想革谁的命，你就编个理由革谁的命。当时，有没有组织呢？有没有领导呢？有的，那只是“派”的组织，“派”的领导。
当时有四个大“飞”：人们纷纷成立战斗队，红卫兵、赤卫队、海啸舰队、六一七兵团，战斗队满天飞；人们纷纷写大字报，揭发领导，大字报满天飞；人们纷纷写传单，传播小道消息，传单、谣言满天飞；搞“革命”串联，“煽风点火”，人员满天飞。
当时关于“打倒”并不稀罕。上面已说及，你愿意打倒谁，你编个理由就可以打倒谁。在晚间的大广播里，经常可以听到某派发出这样的“好”消息，告知群众，说谁谁走资派、谁谁叛徒、谁谁汉奸等被揪出来了。
在人民大学还有一些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展示造反派的“革命成果”的：“打倒孙郭胡（指人大主要领导人孙泱、郭影秋、胡锡奎）”、“打倒聂崔李（指人大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聂真、崔耀先、李培芝）”、“打倒朱铁肖（指当时的两位中层干部朱真、铁华及哲学名人肖前）”、“打倒林培黎（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儿子，普通教员）”。
当时，我们的系主任徐伟立同志也被揪斗了，说她是“走资派”。我庆幸，自己只是一个办公室主任，这才免于被揪批斗的厄运。但大字报上我的名字也“榜上有名”，说我是“抱徐伟立大腿的红人”、“徐伟立的狗腿子”等。
当时人民大学分为两大对抗派系，我也被卷入其中，参加了其中一个派。那时，因为各自信仰派系观点不同，甚至还出现了夫妻反目、兄弟阋墙这样的情况。两个派别都声称自己代表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不惜刀戎相见。当时的人大主要有两栋大楼——教学楼和图书馆楼，两派便各占一楼。又因为这两栋楼，在位置上是对立着的，于是，便成楼楼对峙状。更甚者，两楼最高层的平顶处还被装上了“远射土炮”（利用打弹弓的原理，设立装置，把石头发射到对方的楼上去）。两派的人都用上了长矛，穿上了“盔甲”（自制的内有铁皮保护的罩服），双方在接触中不乏武斗和伤亡。
因为有武力派对，两派为了保持己方的利益，在自己一派所据有的地方修起了工事。拿我住的林园一楼来说，楼里各房间之间的墙，都被打通了，并派人严格地把守着，楼里的人也早已逃空。
那时，在“造反”的环境里，人身安全和私人财产的保护都是得不到保证的。于是我家把我的女儿送到我姨家暂住，家中稍值钱的物什，如缝纫机等，也搬到我姨家保存。有些我自认为的危险品就全都用火烧了，如当年我与妻子谈恋爱时、劳燕两地时所通的信件。整个学校人心惶惶。
那时还流行个人崇拜，“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等。有新的最高指示出来时，大喇叭里就会事先发出通知，于是，人们便都穿戴整齐，赶去广场等地去迎候新语录的公布。我清清楚楚记得，当时有一天晚上最高指示出来，我与妻子带着我们的女儿，手持毛主席画像，赶去广场雀跃欢呼。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一种“乱”，我利用这个“乱”，浑水摸鱼地做了一件事——我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因为我原来的名字“杨先燏”的“燏”字实在太生僻，许多人都不认识这个字，连我自己也把它错念成“橘”音。有把它念成“菊”音、“桌”音、“竹”音等各种音调。为了免受这种尴尬的困扰，我就把“杨先燏“的“燏”改成“举”，杨先燏演化为杨先举。不过，在今天，我身份证上所用的名字依然是“杨先燏”。
“文革”是灾难，国家、人民都蒙受了重大创伤，这是件可悲的事！
我在针麻下行胃大部切除术
因为“文革”，有些单位出现了无政府主义，我所在的人民大学就是其中之一。但这种情况是不能让它长期存在的，于是上级领导便向这些单位派遣了军宣队、工宣队。
我中国人民大学也来了军宣队、工宣队。来中国人民大学的军宣队同志来自解放军的通讯兵系统。他们在人民大学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军宣队的成员与我们的人谈心，我也接受了他们的谈话。他们利用我们的力量去做好系里更多群众的工作。负责我们系的军宣队同志是关福全，他工作做得很好，与我私交也甚厚。就这样，系内工作又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经历了“文革”的滔天浩劫——学校被停办了。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所开设的专业多是文科，被认为对社会无用。于是，人民大学的教工一批又一批地被赶到了江西余江县劳动。因为我有胃病，且总是反复发作，所以我被允许暂时留在学校里。
我的胃患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是旧疾，多次发作。上面提及，我去山西定襄参加社教活动时发作过；再以前，去北京郊区看丹乡参加挖鱼塘劳动时发作过；在去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参加建厂劳动时发作过……
1970年7月30日，我终于下决心，在北医三院做胃的大部切除术。当时为我做这个手术的主治医生叫周冠汉，帮我做护理工作的是马丽华、王宽、小王、小张等同志。在针刺麻醉下做这个手术。“针刺麻醉”，是祖国医学瑰宝，值得深入研究。但我认为，针刺麻醉的麻醉效果远不如药物麻醉。用针刺麻醉的办法进行某些小手术可能管用，但要用它来实行大的手术，如胃大部切除术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