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同志还搞所谓的“农业科研”活动，如制造固氮菌。因为我们并不是专攻这个学科的，我们只是学着他人的搞法照猫画虎地搞，再加之这个技术本身就不成熟，结果是失败告终。
所谓“大跃进”，有的做法实际是冒进，或说是搞浮夸。有这样一个例子，1958年定县县委书记种试验田说亩产稻谷达1500斤。实际这是该县委书记下属的秘书等人溜须拍马抬轿子给抬出来的，在实际的稻谷亩产量约千斤（其实，这个产量在当时说，也是相当不错的了）的基础上，又在稻谷堆上倒上若干稻谷，然后过称计量算平均产量得来的。
与其说我们来这里是进行乡土调查，倒不如说我们是来下放劳动来着。要说调查，那也只是极个别人做了一些为时极短的调查而已。
1958年10月，我们为这次劳动做了一个鉴定后便宣告结束，之后便集体回校。
我在系里做政工工作
从定县回来后，1958年10月，组织决定让我到工经系党总支做秘书工作，同我搭档工作的是姜建彬同志。姜建彬是位老同志，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我早，年龄也比我大。我对她很尊敬，关系处得不错。
1961年秋，组织又调我任工经系办公室主任工作，与我搭档的是方青同志。方青的情况同姜建彬类似，我也十分尊敬她，我们之间工作协作得甚为契合。后来我被调派去从事其他工作，便由方青同志继任工经系办公室主任工作。
做总支秘书也好，当工经系办公室主任也罢，我工作时兢兢业业，全心全意。所以，我的工作是好的，领导们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
我原是教员，组织让我去做系里的行政、政工工作，我自度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工作需要，认为我适合从事行政、政工方面工作；二是我宁波口音太重，授课时可能会遇到困难。事实上，也确有这样的事例发生。那是在1987年1月，北京市环卫系统请我讲课，后因为该单位考虑到我的口音不好，便谢却了我的课。当然，这讲的是远离1961年后20多年的事，然而我讲课有口音问题确是事实。我对这些一点都没有计较，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安排，并努力地去做好工作。
自1958年起，在系里，我与我的搭档方青同志等一起，在系主任与总支书记领导下，于每学年伊始之际，迎来一批又一批新生，做他们的学籍注册工作、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等。学年结束了，同学毕业了，我们又在系主任、总支书记领导下，做他们岗位分配的派遣工作，再把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送到社会上。至1970年，如此的迎新送旧，来来往往的有九届学生之多，人数达近千人。
在那段时间里，我还担任了团的总支书记工作。
我还兼任了56-60级（1956年入学，1960年毕业）学生的年级主任工作。56-60级有学生160余人，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干部生，他们中不少人年龄稍大，甚至超过我的年龄；有的则是资历较高，我所不及。另一部分人是青年学生，是刚从中学毕业而来的。这些学生在1957至1958学年后，被分为四个班：机械甲班、机械乙班、冶金班与采煤班。1957年我接管这个年级工作后，我努力去了解全年级所有学生的情况，与他们交朋友。我不仅能熟记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能做到了解他们个人的某些基本情况，如优缺点。我与这个年级的同学感情是深厚的。他们毕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中不少人仍然与我有来往。2010年11月7日，我商学院（工业经济系现归属于商学院）举办成立60周年院庆纪念。该年级来了28位同学，我与他们见，十分亲切并合了影，有的送我他写的诗。其中有位叫曾启才的，在他参加完了这个庆典后回到广西南宁后，于11月15日等两次给我来信，热情地向我讲述了他毕业后几十年的情况，并寄来十多张相片，有的照片十分珍贵，有他的个人照，他写的诗及墨宝，还有他自制的光盘，里面记录着2010年这次商学院院庆同年级同学欢聚情况。
在这段时间里，我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我好学，于1962、1963年间，我参加了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学习了两门课：“语法修辞”、“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是我爱写作，约在1963年左右，我写了一篇关于下棋的杂文投中国青年报获发表。
我在大连工矿厂搞“社教”
大连
1965年末，国家对一些工厂、企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的运动），大连工矿车辆厂便是其中之一。
对大连工矿车辆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由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牵头组织。一机部派出一位姓项的局级干部主管这件事，为大连工矿车辆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总队长。一机部派出了大量人员参加，此外还有一机部所属的若干重型机器厂，如沈阳重型机械厂、洛阳矿山机械厂等同志参加。我中国人民大学也有几十人参与了这次活动。一机部的队伍与中国人民大学队伍汇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大连工矿车辆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整个队伍人员有二三百人之多。
我中国人民大学参与此事的有数十人，工业经济系的人占绝大多数，其中有工经系的教工与工经系高年级同学两部分的人。此外，还有其他兄弟系的同志。中国人民大学的队伍由工经系副主任来汉宣同志负责。我是该队伍中的一份子。
大连工矿车辆厂是个大厂，约有职工7300余人，生产矿山设备、冶金设备、运输设备、内燃机车及大型矿车等。车间、科室分工细致，仅金工车间就有3个。
据上述情况，我们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就相应地设立了10余支分队，对应地管理着各车间、科室的社教事项。我中国人民大学的参与者主要地被安排在两个分队里——一分队与九分队。一分队主管一金工车间的社教事宜，由来汉宣同志负责；九分队负责生产供应科的社教事项，由一机部一同志与我系李占祥同志协同管理。我被安排在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总队部综合组工作。
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部的综合组由三位同志组成：耿良灿（洛阳重工业局）、张玉麟（沈阳重型机械厂）与我。组长是耿良灿。为了强化我综合组的工作，总队部又派出一位姓向的处长来具体领导我组众人。
综合组负责管理全队综合方面的事务。主要做以下工作：在总队长听取各分队队长的工作汇报时作记录并整理；收取上级发来的相关社教文件及其他社教单位寄来的文件；拟写社教工作简报；帮助总队长草拟大会报告稿；据总队长指示整理材料等。简明地说，综合组主要负责关于总队部文字方面的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我能胜任这个工作，并能较好地完成任务。
1966年6月，因为我工作优异，社教工作队评我为“五好队员”。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波及全国，我在大连工矿车辆厂的社教工作也被迫无终结束。6月中，我中国人民大学赴大连的同志全部撤回到人民大学。
“四清运动”
关于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如今静心思考，我认为其做法欠妥。教育原是一件和风细雨的事，怎么可以用搞运动的形式去处理呢？这样做十分容易造成问题扩大化。比如，“四清”运动中有所谓“干部下楼”阶段，就是说先假定干部都是在“楼上”的，即有问题的，然后一个一个请他们过关下楼，这不就是一种扩大化的做法吗？而其结果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也必然是问题扩大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