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孩子多是17岁，属猴，属尚不成熟的人。若是管理不当，这批猴子是要闹天宫的。为此，我们努力地去做好他们相关工作。
我与这批孩子关系处得不错，有的还结交成了好朋友。其中有一位叫于春阳的，同我的关系尤好，他叫我猜字谜。一则谜语是：一钩一钩又一钩，一撇一撇又一撇，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打一字。谜面是“参”，繁体字的“參”。又一则谜语是：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打一字。谜面是“亚”，繁体字“亞”。这个孩子还给我说笑话。说有一人去银行（音“xíng）存钱，行(音“háng”)在大路上，一不小心，摔了一跤，不行(音“háng”)了，不行(音“háng”)了,走不动路了，去不了银行（音“xíng）了。
还需要说说我与杨镇公社组织的关系问题。因为有知青工作的事，我与公社的同志接触很多：听取他们指示、和他们一起研究知青问题、参加学习等。公社的领导罗兴远、郭子良、杨宝铸等同志与我关系都不错。特别是郭子良、杨宝铸两位，交往尤多，成为好朋友。
一年后，我们下放劳动结束，带知青工作结束，我们便各自回归到原工作单位，我也回到了北医一院。
在眼、耳鼻喉、皮科工作
顺义下放回来，1974年6月1日，我奉调去眼、耳鼻喉、皮肤科工作，担任这三个科室的指导员与党支部书记。
三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眼科有医生16人，著名的有刘家琦医生；护士11人、技术员3人、勤杂人员2人，共32人。有床位40张左右。科领导是李美玉、孙世珉。
耳鼻喉科有医生12人，著名的有郑立医生；护士20人、勤杂人员5人，共37人。有床位40余张。科领导是郑立、郭敏。
皮肤科有医生11人，著名的有王光超医生；护士11人、勤杂人员2人，共24人。有床位30张左右。科领导是沈丽玉。
我进入这三个科后，首先做的便是了解、熟悉情况。为每位同志建立信息资料库，做好家访工作。这三个科室的大部分人我都去家访过。三个科室中的某些医生与我建立了双向联系关系，我邀请她们来我家作客。
我十分尊重这三个科室的科主任。对三个科的业务，一是我不懂，二是我知道，我必须真诚地对待他们，依靠他们做好我的工作，不能说三道四，乱说什么。我与这些科室领导间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他们主管业务方面的事；我主要去做其工作过程中所出现的思想方面的问题。一次，耳鼻喉的手术室里有人闹矛盾，我就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
有时，我也会穿着白大褂，去三个科里的门诊处，帮助护士同志分诊喊号。
我领导着这三个科的医生、护士们学习政治、时事。
因为我会写隶书，我就对那些愿意学书法的护士们开堂传授。
1976年清明时，在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地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我三个科室有不少同志也去了天安门。后来江青一伙将这个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要追查去天安门的人。对此，我采取保护政策，一个也没有追查。
那时还搞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因为我会写，医院领导也叫我在一些大会上作讲演，我奉命讲，但我所讲的内容多半是从报纸上抄制得来的，没有讲过任何出格的、有损我们同志的话。
在离开三科前夕，我对三个科室的同志做过调查，调查非党同志的入党意愿情况，结果了解到眼科有这个意愿的有9人，耳鼻喉科4人，皮科7人。
我在眼、耳鼻喉、皮肤科所做的工作，自认为打个及格分还是可以的。
1997年，因为我欠缺医学知识，觉得再待在北医一院实在是没有必要的了。为此，我多次向北医一院领导彭瑞聪同志、北京医学院领导杨惠文同志等提出想回原工作单位的请求。并于该年的1月9日、3月12日两次用书面形式提出。医学院、医院领导都极力挽留我，表示可调派我去办医学院院报，去北医的口腔医院当总支书记（顶替时任该医院总支书记的鞠九生同志）。彭瑞聪同志希望我继续留在医院，至于做什么让我自己定夺。我考虑再三，仍是决定离开医学院。
此时，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系主任塞风同志亦多次找我，希望我回系里教书，并告知说这事已获得学校人事部门同意。我向塞风同志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我回系后到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当教员。在获得了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领导认同后，我于1977年7月6日告别北医一院，回到了我阔别了六七年之久的母校母系。
我回到了母校母系当教员
告别北医一院回母校母系心情是两重的：一、北医一院，那里毕竟是我工作了六年多的地方，对那里的人有感情，对那里的门诊、病房有感情；二、回母校母系，重当老师，心情激动。
当时，母校母系归属北京经济学院。1970年母校被迫解散后，于1973年按原中国人民大学校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原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崔耀先同志的意见与建议，经北京市委批准，对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员作建制性成块分配：国际政治系等分配给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分配给北京师范大学，我工业经济系则由北京师范大学代管一年后，与北京经济学院合并，组建成为新的北京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是在1978年7月。在7月11日，学校召开的两千多名师生员工大会上，在学校领导成仿吾同志传达国务院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文件之后，与会者欢声雷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门
7月13日，新华社发表长篇消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停办八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
我回到母校母系，重操老师行当，对我来说，这是迎接新的发展机遇的挑战。我要百倍努力，期盼我发展春天的到来。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出任教师是个阳光工作，是暖人的；是个烛光工作，是亮人的。我决不辜负这个阳光工作的美誉、烛光工作的美誉，我一定要做好这份有“灵魂工程师”美誉之称的工作。
我的努力从零开始。我认同老子的观点：“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老子•六十三章》）。从了解企业情况开始，从了解企业中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开始。我认为，工业发展的基础是企业。有企业才有工业，有企业的进步，才有工业的发展。做好工业经济工作，首先要做好工业企业工作。工业企业的基本活动是生产，没有生产，企业也就成为子虚乌有的东西。我的努力就从了解、研究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开始。
因为有了这个认识，我进入工业经济系之后，便选择了加入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中。我想方设法地去接触实际，到工业企业中去、到生产实践中去。
我进入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后，在老同志凌阁等带领下，先后去过北京人民机器厂、北京机床电机厂、北京工具厂等厂做调研。同时，我也如饥似渴地学习企业管理知识，聆听老同志传授这方面知识，如听周惠兴同志讲“工业企业生产指挥系统”的知识，听沈亮安同志讲“大庆科研问题”的知识，听杨文士同志讲“外国企业管理”的知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