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宁波解放，因两个原因：家境不好，为减少家庭经济负担；在投身革命激情的驱动下，我中断了宁波中学的学习，去上海报考华东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结果均被两校录取。先录取我的是华东军政大学，于是我去该校（校址在南京）上海机构报了到，并穿上了军服。父亲到我的住处来看我，见我一身军装打扮，他哭了，他舍不得他的儿子去当兵。为了照顾父亲的感情，在经得军政大学领导的同意后，我退出了该校，去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我上革大，父亲送给我一个小皮箱和一只怀表作为纪念。
父亲写得一手好楷书，打得一手好算盘，爱好京剧。
父亲为人正派，但他的性格可能有缺陷，如受不得委屈、吃不得苦、不善交际等，所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一个工作能够维持比较长时间的。他干过跑街、做过书记员、当过税务征稽员、做过生意、跑过“单帮”，钱庄店员的活他也干过。即使如此，他仍然经常赋闲在家，最终务农。
但父亲有勤俭节约的美德。记得那是1960年左右，我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了，母亲已经早早地来我家居住，父亲一人守在老家。一次，父亲一人从家乡来北京看望我们，他随身带来两件东西，一件是家乡小竹椅，另一件是洗衣服用的搓衣板，父亲来京带来这两件物品，说明着当时的老家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也说明着父亲是俭朴持家的。父亲带来的那把椅子的椅背背面写有我母亲“余瑞英”的名字，写得甚好。父亲去世后，这便成为了他生前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份墨宝。
父亲的身体不好，有较严重的胃病，经常吃着如小苏打那类的药。1962年前，父亲被确诊肺部患病，但他舍不得花钱治病，终于不治，抛妻舍子离世而去。
1950年秋，我在革大学习结束，学员们集体去安徽皖北参加土地改革，我们乘火车路过芜湖。那时父亲与我的大舅已被秀章舅舅介绍去了芜湖皖南行署工作。于是，我便特地去他们的住处拜访两位，我们一起照了相。未料，十余年后，这张照片竟成了我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纪念品。
爱我疼我的是母亲
我的母亲叫余瑞英。
父亲以前有过一位杨姓妻子，杨家弄人，婚后不久病故。父亲续娶了我母亲。父亲这位前妻，我称之为大妈的。在我懂事后，父亲曾在某年春节领着我去大妈家中向她的父母拜岁。
我的母亲与父亲同龄，生于1910年10月15日（农历庚戌年九月十三日），1991年3月20日（农历辛未年二月初五）卒，享年81岁。
我的外祖父母生有七位子女，母亲是为长女。母亲读过小学，还能讲几句英语，如什么Blankbord等。
母亲出生时，当时的农村女子兴缠脚，我母亲也受过这方面罪。缠脚是件痛苦事，我的外祖父母舍不得自己长女遭折磨，最终没有坚持让女儿继续缠脚，于是，我的母亲有一双半开放的脚。后来，我母亲的兄弟们戏谑地称她为“大脚女”。
我是在慈母辛勤地哺育下长大成人的，这份深沉母爱我永世不忘，特别是她在我患病时对我的疼爱。
一次我得疟疾。疟疾又叫冷热病、打摆子。它是疟原虫侵入人体所致，是急性的传染病。其发冷时，若寒冬袭身；发热时，如三伏汗流浃背。母亲日夜守护我，直到我身体康复。
我还得过癞痢头的病。当年我的家乡没有专门的理发店。理发的事是由管理祠堂的人充任，人们称他为“大面”。需要理发了，带个口信给“大面”，这个“大面”即祠堂管理员兼理发员就会挑着理发担子上门来为你服务。那理发担子是这样的——担子一头是燃烧着的小炉子，其上烘烤着脸盆；一头装着理发工具，如手推的理发推子等。这种理发方式极不卫生，那理发推子从不消毒，千人理发千人用。在这样情况下，假如有人患了传染性的头疾，如癞痢疾，你去理，焉有不传染之理？我的癞痢头就是这样得的。当时我这个病患得很厉害，急得母亲直哭。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母亲带着我去了宁波华美医院看病。医生用X光照我的头部，使我染病处的头发纷纷脱落，以便于涂抹上药。
我还得过其他的病。每每在我得了较为严重病的时候，母亲总会拿着一只杯子，里面装着浅浅的水，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纱布。母亲一边用手轻轻地弹着杯中的水，一边叫唤着我的名字，呼唤我尽早“回来”。旁边还要有个应和的人搭档。在母亲呼唤我名字后，应和者要应和地答“唉，我来了！”这种做法人们称之为“叫魂灵”。其意思是把我这个病着的魂灵叫回来，使病得以痊愈。这是迷信的做法，但其中深藏着母亲对我深深的爱意。
我的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普遍的。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我大弟患了十分严重的脑膜炎的病，母亲为此寝食难安，四处求医，日夜守侯在他的身旁，悉心护理。
母亲是我外祖父母的长女，从小受到娇养。而我家自祖父去世后，家境便日渐衰落。母亲下嫁到我杨家后，不得不承担起了我家的全部生活重担。种菜、抬粪、浇肥等各种重活，她都干过。
我们这些子女长大成人后，母亲对我们的关爱依旧。如她管我们衣着，管我们穿的衣服“领头”洁净不洁净，“袖头”洁净不洁净，“裤头”洁净不洁净。为此，我们戏称她是“三头干部”。
我工作后，母亲在我家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母亲帮我照管孩子，我也借机对母亲尽孝，回报她对我的养育之恩。
母亲也在我大弟家住。母亲在大弟家住时，常写信给我们。她写来的信常常不是用正式的信纸写，而是用些旧日历纸写，字写得密密麻麻，一写便好几张，讲的话常常是转辘轳式的。
住在九江的我的小弟也常来信邀我母亲去那里住。但总因母亲在北京、宁波住习惯了，又担心小弟家房子小，便始终没有去过。
1988年7月，母亲再次安居在大弟处。1989年4月，我去绍兴开会时，于4月23日特地去慈城拜见了我的母亲。却没想到，这竟是我见母亲的最后一面，一见成永诀。
母亲是在大弟家去世的，时在1991年3月21日。是时，我考虑经济方面等原因，寄了若干的钱给弟弟，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现在想来，我这个做法很不对，远没有我大弟、小弟做得好。母亲，请原谅我，同时我也向两位弟弟认错。现在我要对母亲说，您的儿子永远铭记着您给我的爱与情！
母亲去世后，我大弟、三舅写信详细地讲述了我母亲患病与治丧情况。关于这，在我1991年4月2日的日记里，我噙着泪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母一生勤劳，抚育了我兄弟三成人。生后又遗留给我们1000元钱，供我们用，供办后事做坟置材等用。谢谢母亲。母亲，我为您做得太少了。母的丧事，有三舅父、康寿叔、昌弟一家、颐弟、良玉家两口、亚玲家三口，还有阿珠的弟妹们等操办，谢谢众亲人。”
大弟助我读中学
我有两位弟弟。大弟杨昌龄，又名杨先焜，小我四岁；小弟杨颐龄，又名杨先榮，小我五岁。
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兄弟三人的生涯是这样安排的——我读书，大弟从商，小弟务农。
兄弟三人的生涯作如此安排，父母也是出于无奈，是由我家当时的经济情况决定的。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父亲时常失业，家庭经济情况每况愈下。仅供我一人上学便已十分吃力，再让两个弟弟读书那就成为奢求了。无奈之下，父母只好让两位弟弟在读完高小后就停学了，让一位去经了商，一位去务了农，勉强地维持着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