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弟是在1947年去宁波的一家绸布店做学徒的，时虚岁14岁。这个绸布店的店名叫凤苞，开设在宁波最繁华的东门街（中山东路）街口上。
绸布店
凤苞，系鄞县胡家坟人胡肇峰、胡肇中合开。胡肇峰与父亲可能是表兄弟关系（胡的母亲与我的祖父可能是兄妹），我弟弟便是凭借这样的关系进入凤苞的。
1948年，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国家经济状况异常恶劣，通货膨胀情况极为严重。当时用的货币名为“金圆券”，极度贬值，计量单位已不是元，而是万元。是时，只有袁大头银元（袁世凯银元）和棉纱（以包为单位）还较为值钱。有些善于经商的人就专门做袁大头生意、做棉纱（包）生意。他们将袁世凯银元、棉纱在低价时收购，再在行情看涨时高价抛售，于其间赚取差价。我的这位大弟小小年纪竟然也懂得这一套，从买卖袁大头等生意中谋取了些利益。大弟将赚得的钱用来支援我读书，供我作零花钱用。对于这一点，我永生不忘。
大弟在凤苞辛苦经商，身为父母长子的我却安逸读书。对此，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我偶尔去往东门街途径凤苞店门前时，见着弟弟站在店门口，我就不愿意正面过去，总是悄悄地躲开。我这样想，弟弟足岁只有13岁，还是个孩子。他本应拥有幸福快乐的童年，应该徜徉于知识的海洋里生活，但此时，他却寄人篱下，做了童工，我岂能不感慨万端。
我大弟十分爱护家。他在凤苞当学徒的时候，每当春节来临之际，总把店里分给他的绸布、棉布布头捎回家来，供父母兄弟做衣服用。大概还有些他赚得的钱财，也一并给了我的父亲、母亲。
大弟的文化程度最多是小学毕业。他是在花园小学读的高小，那所学校距离我家有三里来远。在宁波解放时，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工作表现又十分出色，便被组织选定去了宁波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大弟工作认真负责，能干有为，不久，他被宁波电台组织选派去了杭州浙江机械专科学校学习深造。
1958年，他在浙江机械专科学校学习时，他的同学们去新安江实习，由他兼职主管同学伙食工作。同学中有人对他的工作有意见，可我弟弟经不得他人批评，受到了刺激，发展之，他的神经不正常了。校方将他送回我老家。
父亲母亲把我大弟带到上海看病，住在三舅父家。此刻我与妻子刚结婚不久，适逢也住在那里。父亲母亲带大弟在上海看病，辗转了多家医院，却不见医疗效果，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毅然决定把弟弟带到北京，由我负责治疗弟弟的病。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回报大弟在我上学时对我的帮助的机会，也能减轻我父母的压力。于此，我义无反顾。
我一人把大弟带到北京后，决定让他去我所在的系开办的工厂参加体力劳动，试图用劳动的办法分散他的紊乱思绪。在实践中，这样做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了彻底治好我弟弟的病，我先后带领弟弟到海淀、协和、安定等医院看病。安定医院是专门治疗精神方面疾病的医院，医院决定让我弟弟住院。在安定医院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大弟的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经过几次试出院、再治疗后，我大弟的病彻底地好了。于是母亲放心地把我弟弟领回了老家。
在为我弟弟治病的过程中，我要特别谢谢三方面的人。首先要感谢我工业经济系总支书记杜秀珍同志，是他支持我把弟弟送到工厂劳动，缓解了弟弟的病情；也是他，在我弟弟医院治病期间，面对医院费用的催讨，向医院做出按时付费的保证，缓解我的压力。其次要感谢弟弟学习单位浙江机械专科学校，逐月给我寄来弟弟的治院费、医疗费。第三要感谢安定医院主管我弟弟治疗的张医生，是他精湛的医疗技术，细心周到的服务态度，使我弟弟的病得到大治，只是遗憾我没能记住他的姓名，但是我们一家人对他的恩情铭感五内，永世不忘。
弟弟出院后至今，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有犯过这方面的病。他又工作后表现得十分出色。
大弟为人孝顺。父亲过世后，他便时常接我母亲去他家居住，照顾母亲尽心尽力。母亲是在他家过世的。父亲、母亲的墓就葬在我大弟家那里的山沟中。
大弟与我家常有往来。因为母亲的缘故，我曾经多次去过他家。而他与妻子王金珠也于2000年4月17日来过我处。2009年、2010年，我长女一家四口以及次女一家四口从国外回国探亲时，都专程去拜谒过她们的大叔叔、大婶婶。2010年9月21日，我与我长女也专程去看望过他与我的弟妹。我妻子患了严重的肾病做透析后，我大弟常来电话慰问，并寄钱来支援。虽然我们兄弟间相隔遥远，但是我们之间的同胞情、手足谊，是任何时空关系阻隔不断的。
大弟现有两位女儿——长女杨学军，其丈夫许雄华，育有一子许翔；次女杨远荣，其丈夫施国锋，育有一女施泽楠。他的这两位女儿表现都很优秀，各家生活都过得甚好。
自强不息的小弟
我家务农了，我小弟杨颐龄读了高小后务农。
我家务农的背景是这样的。1945年前后，我父亲饱受失业痛苦决定务农；我家有祖传的21亩土地，拿出其中15亩地来种地。我外祖父家是种地的，外祖父帮助运来农具，如牛车盘、水车、犁、耙等，并买来了牛；又帮助请来了一位叫梅洪的“作头”（宁波方言，做农活的主管人），开始种起地来。种地的事“作头”经管，父亲作助手，如帮助放牛等。
那时我正在读初中，假期里我也会到地里去协助“作头”和父亲干活。放牛、割草（割供牛吃的青草）、赶水（宁波方言，通过牛的转圈牵拉牛车盘，带动水车，把河里的水引到水沟上用来灌浇农地）、背稻草等。
后来因为农事太重，我家又请了一位名唤阿瓦的作“看牛”（宁波方言，牧童），干农活。
那时的小弟还在小学读书。大约是在1949至1950年间，当时小弟已经十四五岁，高小大致读完了。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他继续读书，父母就让他参与到耕种中来，顶替了阿瓦这个人。
以后，我参加工作了，家里的事就不甚了解。当时我的大姨父在大连造船厂工作，是工程师。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小弟干农活实在太累，于是请我大姨父、大姨母帮助，让我小弟去了大连，在大连造船厂当上了一名电工，此时大约是在1958年。
由于小弟在造船厂工作努力，他成了一名出色的技术工人，并被派往了广州工作。后来，可能是因为出身成分问题，遭人欺弄，他调离了大连到九江仪表厂工作。
关于小弟有这么一件事值得一说。大约是1958年，那时的小弟已与他的妻子何爱玉结婚。小弟去往大连，但他夫妻二人忽然闹起矛盾来了，危及婚姻前途。此刻我正在宁波，就约弟妹何爱玉在中山公园相见，给她做工作，结果避免了一场婚姻危机。
我的弟妹爱玉是位很贤惠的妻子。在20世纪70年代，我弟弟因为家庭成分等原因，在政治、经济上的处境都十分困难。是我这位贤惠的弟妹协助着弟弟抗击困难，共同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她是我弟弟家的顶梁柱。
爱玉对我家也立有大功。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凡是我家出了什么大事，她与她的兄弟们都会倾力相助、帮忙解决。比如1962年，我父亲过世，其后事就是由爱玉及其兄弟，还有康寿叔等人经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