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舅与我杨氏家族关系非同一般，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因为我。说来有点荒唐，我竟成了我舅舅的连襟，成为了我三舅母亲妹妹的丈夫。因此，我的三舅与三舅母就既是我的长辈，又和我平辈。但是我的头脑非常清楚，舅舅就是舅舅，舅母就是舅母，我绝不做越规的事，我从内心里尊敬、爱戴我的舅舅、舅母。
在外祖家遭焚，外祖母离世后，三舅母就在她的娘家董家跳租了一二间房子住下，我的外祖父也随之在那里生活。
董家跳离我家十里，离泰桥十里。在泰桥没有被焚前是我去外祖母家时必经之地。泰桥余家被焚，外祖母仙逝后，因为外祖父在那里生活，我更是经常去了。每当我去三舅母家时，三舅母就会十分热情地招待我。而她的娘家人也会端来佳肴好菜供我吃。有时天晚了，我也会住在那里。有一次，三舅母家实在没有多余铺位了，于是，我就被安排在舅母的娘家——当时我称之为外祖母的家睡。
三舅母搬迁往上海后，他们夫妻团聚，住在上海一个比较偏僻的名叫赵家厙的郊区，居住条件很差。但因为它是自宁波外出去他处时的必经之地，所以余、董氏家系相关亲人外出时，必然与舅家往来。我就多次去过他们的家，我的父母来北京时也多有打扰。
因为我妻子的原因，我的三位女儿也都去过他们家。
长女杨扬的男朋友在上海读军医大，杨扬去看望她的男朋友时，就顺便住在了她的大姨妈家（这里需要解释，凡属于我系统名下的亲人称他们家的人就按照我对他们的称谓而称谓，如我称呼他们为舅父母。属我夫人系统名下的人，就按照我夫人对他们的称谓而称谓。我的女儿归属于我的夫人名下，于是称他们为姨父、姨妈）。
次女杨帆要出国学习。在1986年的时候，她需要外语培训，培训地点是上海，于是她就常去她的大姨妈家。
幼女杨航5岁时，我三舅的二孩子如峰从东北回家，途经北京到了我家。他很喜欢我的幼女就把她带到上海去了。幼女在上海期间得到了她大姨母、大姨父的宠爱。她的大姨母给她买布、做了套灯芯绒的衣服，还置办了双皮鞋。回京后，我女儿夸扬她的大姨对她的好，还天真地、童言无忌地说：“大姨妈家像座破庙。”
我去过三舅家多次。一次是1982年5月，我从宁波参加一机部召开的会议后去无锡途中路过上海的。搭船到沪时已是晚上9时45分，摆渡到十六铺，没有人来接我。于是，我便自己摸索到了徐家汇龙山新村，其实这里已经是在舅家附近了，但因为时值深夜不好找，结果我乘车到北站，在一家旅店的澡堂里度过这个夜晚。第二天，我乘坐41路公交车到我舅父家。了解到三舅在昨日上午和晚上先后两次派出他的长子如海到码头接我。在三舅家的这段时间里，我知道了舅母和儿媳之间有矛盾，我便在她们两人之间做协调工作，多少缓和了他们之间的一点矛盾关系。
还有一次，1987年11月下旬，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由该校经济系举办的“古代管理思想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去拜访三舅家。我在人民广场搭坐49路公交车，车上人很多，十分拥挤，呼喊买票售票员听不到，我又挤不到售票员身边去。过了四五站后，我终于挤到售票员那儿买票，售票员却质疑我没有上车便买票的行为，说我想逃票，并把我带到该车的终点处。到了那里又是训斥，又说要罚我款。待我终于抵达三舅住处诉说上述情况时，三舅大怒，领着我找到该车的车队队部，与车队领导评理。结果该车队领导偏袒自己的员工，终不了了之。
1985年9月8日，三舅父母来我家作客，同来的还有三舅母的好友银香姨，与先期来我家的芬姐（我妻子的二姐）相会，一同旅游。期间，我竭情接待。他们几位于10月6日离去。
我的姨
我有两位姨：大姨余筱英（余晓音，1922年10月21日-2008年6月15日），小姨余素英（余影），1928年生人。
大姨毕业于宁波锦堂师范，当过小学老师。1949年，大姨在参加了一个政府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后参加工作，在甬江日报任职。1952年在宁波专署财务科工作，后到大连俄专学习，在此与姨父裘尧作相聚。
大姨对我甚宠。在我年幼时，在外祖父母家，大姨常常搂着我使劲地亲，即使我大声哭叫她也不肯放手，每每都要外祖母干预才作罢。大姨从外面上学回来，我便会缠着她，请她给我讲故事。大姨便讲虎故事、狼故事及刊载在《小朋友》等杂志里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讲给我听。大姨讲故事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她讲到高兴处时常会使我眉飞色舞，讲到悲伤处时会引得我泪流满面。大姨讲故事还会卖关子，讲到紧要时刻，故意说渴了要喝水，于是我就会乖乖地端着小凳子去倒水，回来后再眼巴巴地期望她继续讲下去。
我稍大，便时常待在自己家中了，那时大姨已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常来我家作客。在她住的房子里，时常能看到好看的画与字（美术字），但不知道是不是大姨自己制作的。我对这种字体很喜欢，从此我便爱上了写美术字。因此，在我上宁波中学和华东革大时，我都是班上有名的办黑板报、墙报的行家里手，被同学称为“杨出版”。这些办黑板报、墙报时所写的美术字及所作的美工都得益于此。
大姨还常唱儿歌给我听，其中一首这么唱：“这几天，我儿病了。可怜他只呆呆地向我瞧，我真为他吓坏了，心也为他急碎了……”另一首这么唱：“小花猫，咪咪叫，想捉老鼠吃，老鼠连忙逃。”
宁波是1949年5月25日解放的。当时我在宁波中学念高中二年级。是年暑期，因为家庭经济问题和我自身想投身革命的意愿，我便和小姨两人一起去宁波找大姨。当时大姨已经参加革命了，在甬江日报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大姨的引荐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是举得到了大姨的大力支持，经过大姨的引荐，有一个单位愿意汲纳我们去。只是因为我们两人对这个单位不十分满意而作罢。此后，大姨依然对我十分关心，经常把甬江日报上所刊登的好文章、好资料，用剪报的办法送给我。
再次与大姨接触是在1955年，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当老师后，那时全国开展肃反活动，我被学校派去大连搞案情调查，顺便拜望了我的大姨与大姨父。
1965年末，我去大连工矿车辆厂搞“四清”，使我有更多机会去看望我的大姨和大姨父。是年年底，我从大连返家，大姨父母俩为我买了很多国光苹果，还直接把苹果送到火车我的车位上。
我最后一次去大连是在1980年夏，当时是跟随一个由国家经济委员会所组织的教师团，为完成中美双方合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的培训中方管理人才的任务而去的，投宿在大连工学院。那时，大姨的女儿裘云正在大连工学院读书，大姨父母就常常经由她给我送来些好吃的私菜。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家经济状况极为不好，我勉强读书，大弟去了宁波一绸缎店当学徒，小弟在家务农，后来多亏大姨父母的帮助，才使得我小弟去了大连，在大连造船厂当了工人。从此，我小弟就在我大姨父母的悉心呵护下长大。当时，我大弟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很富裕，又是大姨父母在物质上帮助他们。
大姨父母也多次来过我家。如1981年12月15日大姨父来，1982年1月1日大姨来，我还陪着她去了北大医院看病。
大姨是在她86岁时去世的。大姨父是在2009年2月23日去世的，终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