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S君。她也是华东革大同学，但不知道她属于哪个班。我们是1952年6月在安徽芜湖相识的。当时，我被安庆地委选派去安徽大学补习班学习，恰巧她也在这个班上，我在四班四组前排就坐，她在四班五组前排就坐，是紧挨的。我的学习成绩比她要好，她的数学学得不太理想，便常常过来向我求教。一来二往，我们间便有了感情。晚饭后我们一起逛马路，一起在街上吃老鸭汤，一起泛镜湖荡扁舟，一起看京剧《尤三姐》。就这样，我们的关系维持了两月有余。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有独立招生的待遇，学校的招生组来到芜湖招生，便把我选上了，我与她也就这样分手了。我到人民大学后，她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还寄来了一张小照，背面写着这样的话：“送给你作个纪念”。
此后第二年暑期，我回宁波探亲路过上海，专程去华东纺织工业学院（她被该校录取）看望她。我在那里见到了不少原补习班的同学，却唯独没有见到她。后来我了解到，她已经有了男朋友，也是补习班上的一位同学，此后我与她也就再没有任何往来。
一位是ZH君。她是我在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时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当时她与我一起照的一张相片中，她用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的这个举止对她来说可能是无心的，但对我这种思想保守的人来说却是很敏感的。我入研究生班是从计划系本科生中选派进来的，据说她也是这样进入研究生班的。她原在工厂管理系的石油班就读，后被选派入研究生班。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班期间，喜欢她的人很多，有的甚至曾对她展开过猛烈地追求。但我只是默默地喜欢而已，没有任何超常举动。后来我留校工作，她去了大连海运学院工作。有一次，我去大连出差，我专程去看望过她。她待我十分客气，陪我观赏旅顺等地。我在河北定县劳动时，我们间也曾有过书信往来，只是不多。后来她去了吉林工业大学工作，嫁给了SH君。后SH君得心脏病去世，她的脑子也得了大病动了手术，晚景十分不好。1981年9月25日我去看望过她，当时她的手术已经进行完了，人显得十分苍老。
上述几君，有的我是爱了、恋了，但却吹了。有的是只爱无恋，有的是只恋无爱。但她们都是我个人生活中的几朵波澜之花，于是小记之。
一位是她。关于她，让我用下列三个题娓娓道来。
我与她相爱了
让我用浓重的笔墨来说说她——我的妻子。我一生中唯一的妻子，已相依为命生活了52年的妻子，为我们生育了3位女儿的妻子。
她叫董华蓉，是我用真情之力追求得来的，是在我们间有着青梅竹马般的感情中得来的，是月下老人用一根红线牵拉而成的。
她比我小2岁。
我们从小就认识，她是我三舅母的亲妹妹，我小时称她为姨，她又名小毛，所以我曾叫她为小毛阿姨。
我小的时候，就与她有某些接触，但终因礼教的原因接触不多。成记忆的有三次。
一次是在泰桥。当时，她跟着她董家跳的同族中人，如她的大姐（我的三舅母）一起去河头祭祀清明，我也跟着去了。那次她身着红毛衣，显得玲珑活泼。一次是在杨四岙，我们是从泰桥为逃避日祸而去的，我去了，她也去了。再一次是在董家跳，在三舅母的新家里见到的。我、小姨还有她，我们三人一起玩打麻将、“打荞麦（拍掌）”等游戏。“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这多少带有点青梅竹马的味道了。她还曾随着她二姐夫家的人来杨家看望她二姐夫的姐姐，尔后，她在她二姐夫的杨家亲人的引导下，来过我家。
以后，我们各自走着各自的路。与她再见面已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了。1954年，我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52级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班全部同学到上海闵行上海电机厂等厂实习。实习结束后，我回住到了上海市里，从我三舅那里得知她在上海东长治路505号的上海海运医院担任护士的消息，我便专程赶去拜访她。不巧，她却下夜班了。于是给她留了一张条子，请另一位护士何若兰同志转给她。条子内容很简单，问安祝好，讲了一下我的情况，并告知了我的通信处。
谁知我这张条子竟是一把火，有巨大的炽烧效果。它点燃了我与她之间的恋情、爱情、好合之情，使我真正地品尝到了甜蜜的爱情味道。不久，我就收到了她的回信，从此我们两人间鸿雁飞飞，情感炽炽，互报情况，互勉进步。
通过信，我了解到她是在1949年离开家去了上海的一家制袜厂当工人。后又考学去了大连，在上海海运局大连办的护士训练班学习。两年后回到上海，她进入了海运医院工作。她是上海海运系统中的一名积极分子，于1954年12月3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位优秀党员，曾参加了华东一级机关团的代表大会。
时间在前进，我们的感情也在发展。到1955年秋，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时，我们的感情已经发展到十分炽烈的程度了。于是，1957年秋，我专门从北京去了一趟上海，与她进行了一次难忘的初恋之会。
我与她成了亲
初恋的生活是难忘的。
那时她正在上海宝山农光三社下放劳动，为了迎接我的到来，她事先给我找了一家旅店——西安旅社。这个旅社毗邻海运医院。
我住进旅社简单整理后，便自下午5时起，在旅店门前倚闾迎接她的归来。
她请了几天假陪我休息，游玩。
初见的那天晚上，我们两人促膝谈心。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我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当时我们思想比较传统，两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根本不敢紧挨相坐。但我又有强烈的愿望想要靠近她。我突然急中生智，把我正在洗脚的水故意溅湿到她的椅子上，使她必须转移坐处。然后，我就一把把她拉到了我的沙发上，这样地，我们贴身了，贴心了。那天我们谈得很晚很晚，临走时我们亲吻了，她向我告别后回到了她海运医院的宿舍去。
在以后相聚的几天里，我们没有去上海任何地方玩，始终聚在旅社里，或倾心聊天，或去长治电影院看电影。
花有谢落的时候，酒有散席的时候，到了我必须回北京的时候了，我俩只得分手。那是晚上，她送我到车站，我与她坐在双人座的人力三轮车上，她把她事先买好的糖塞在我的怀里，这糖的名称叫“甜甜蜜蜜”。自上海北站依依惜别后，我们俩又过起了长相思的两地分隔生活。
1958年，我在河北定县韩家洼南会同村劳动，她仍在上海宝山农光三社下放。我们书信频频，互慰情思。如此到了该年的10月29日，我俩终于瓜熟蒂落，北边杨树与南边的冬青树移栽在一起，花开并蒂，我们在上海成亲了。
我们的婚礼是这么办的。10月27日，我从定县劳动处请假到了上海，她临时把我安顿在西安旅社住宿。我们俩首先去了上海提篮桥区区政府那里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领了结婚征。她从她最要好的朋友梁秀坤同志处借得梁的宿舍(在闵行路201号的一座宿舍楼里)，用作我们结婚用房。又搬来了她的寝具被子等，把我们结婚所需之物全部准备齐全。
成亲那天，她的众多好友，如袁云萍等同志前来祝贺，送给我们很多礼品，诸如金笔、枕套等。我们没有宴请宾客，只分发了若干甜甜蜜蜜喜糖。希望所有人通过我们这些甜蜜的糖分享我们的快乐与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