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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小路--杨先举八旬回眸 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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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姨毕业于锦堂师范,从事过小学老师工作。1950年后,她去了人民海军海校学习,并成为了海军速成干部学校的一名老师。

小姨长我2岁,我们几乎一起长大。我清楚地记得,泰桥余家有一个高开墩,那里住着一位我外祖母的堂姐妹,她有一位女儿叫兰青,我就跟着小姨一起去高开墩与兰青姨玩。

小姨与我年龄相仿,我们一起在西坞小学读书,一起在甲村正始中学读书。小姨待我很好,常照顾我。我在正始中学读书时,她时常帮我洗衣服。

小姨会唱越剧,在她就读于甲村正始中学时,还登台演出过。演出的剧目叫“盘夫索夫”。她演的是什么角色,是女主角还是男主角已经记不怎么清楚了,好象是演旦。因为,我能记得起那戏中女角的一个唱段。戏中女主角严兰贞乃戏中男主角曾荣的仇人——严嵩之女。曾的父亲被严嵩杀,曾从家里逃了出来,并改名为曾荣。曾荣憎恨严兰贞,不理睬严兰贞。此刻的严兰贞正在劝慰丈夫曾荣(严兰贞不了解曾荣底细),希望曾荣对她好。戏中有这样的一段唱段(就是我上述那女唱的那段唱词):“夫君好比天上月,为妻好如月边星,月亮暗来星也暗,月亮明来星也明。”在这戏中,小姨演得十分出色,声情并茂,博得听众满堂彩。

小姨后来调来北京工作,与我姨夫陈捷结婚,我参加了他们的结婚仪式。因为她也在北京,我们接触的次数很多。我母亲来北京时也常去她家住。小姨与我妻子关系至好,亲如姐妹。在2002年时还与我妻子一起去了一趟英国伦敦,去我次女杨帆家玩。

小姨父1990年7月16日去世,终年62岁。

我的表弟妹们

我家有与我父亲同辈的姑妈杨玲娣,与母亲同辈的有我的四位舅舅、两位姨。

姑妈育有一女,殷芝香。

舅姨们也都各有子女,连同我母亲名下的我兄弟3人,共24人。这24人的情况是这样的:

老大,外祖父母的长女余瑞英,丈夫杨声雷,有子三人:杨先燏(杨先举、杨遐龄)、杨昌龄(杨先焜)、杨颐龄(杨先榮)。

老二,外祖父母的长子余祖德(余秀萼),妻子孙蔷英,有子女三人:余菊玲(女)、余启玲(余庆玲 女)、余如林。

老三,外祖父母的次子余祖秀(余秀茂),妻子王锦英(王爱卿),有子女五人:余如业、余亚玲(女)、余亚娟(女)、余亚平(女)、余明(余如葵)。

老四,外祖父母的三子余祖义(余秀葆),妻子董华英,有儿子三人:余如海(已去世)、余如峰、余如新。

老五,外祖父、外祖母的次女余筱英(余晓音),丈夫裘尧作,有子女三人:裘大允(已去世),裘云(裘正允,女),裘东明(裘允允)。

老六,外祖父母的幼子余祖恩(余秀茹),妻子周玉意,有子女四人:余若安(女)、余小安(女)、余山河、余小河。

老末,外祖父母的幼女余素英(余影),丈夫陈捷,有子女三人:陈汉波、陈欣、陈姗(女)。

我,杨先举,是我外祖父母系统生化出来的24位下下辈中的老大。

我下面的23位弟妹们,除去我的同胞两位外,与我接触最多的有这么几位:我三舅家的余如海、余如峰;大姨家的裘云、裘东明;小姨家的陈汉波,陈欣、陈姗;二舅父家的余亚娟、余亚平等。

让我例举下面几位与我们的往来情况:

一位是裘云,我大姨的女儿。1996年,我又一本新作《企业文化新绿》书稿出来,但在北京找不到出版单位。在我与裘云的一次家事交往中,谈及此事,裘云一口答应帮我解决。她请她在东北财经大学工作的丈夫周连胜帮忙,终获成功,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顺利出版。2009年我又写了一本新书《向韩非子学管理》,又是请裘云及其丈夫帮忙出版的。她弟弟裘东明与其妻子张东莉也与我家往来甚多。

一位是余如峰,三舅的儿子。他原是上海一位中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去了东北吉林四平市插队。与江苏常州孙翠珍结婚,夫妻两人两地分居。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长春第一汽车厂作调研时,去四平看望过他。我三舅父母希望把他从东北调回南方。1982年,我请求原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副主任,当时在南京企业协会当负责人的石楚玉同志帮助。该年8月21日,我便收到了石楚玉的妻子吴萍同志的来信,说石委托了常州的马国柱同志帮办,马请常州拖拉机公司协助获同意。就这样,如峰在征得他工作单位同意后从吉林调入常州。他的哥哥余如海,因为他是我三舅的长子,在我来往上海时,和我接触很多,我们感情甚笃。

一位是陈汉波,我小姨的儿子。因为他与他妻子许洁也住在北京,我们接触尤多。他们有一女陈芊芊,芊芊想来人大附中就读,我在其中做了一些努力,经过考试成功。汉波的弟弟陈欣及其妻子仲跻敏,妹妹陈姗及其丈夫凌强,因为他们都在北京,我们间往来也十分密切。

一位是余亚娟,我二舅的女儿。亚娟有一位女儿叫戴丽洋,她高中毕业后要考大学,亚娟与我商量择校问题,我依据丽洋读中学时的成绩,建议她报考北京理工大学,最终他们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丽洋现在在北京工作,与我们往来很多。她妹妹余亚平在每年清明节时去我的外祖父、外祖母的墓地进行祭扫。

我喜欢过的几位女孩子

这是隐私,关于恋爱方面的,用时髦语言叫罗曼史。关于这方面的事,按理说是不应该暴露于众的,但是我既然写史,就不能回避这件事。于是,经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将这段事记述下来。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已有很多人向我父母为我的婚事提亲。我上大学后,也有人给我介绍过女朋友。但真正由我自己作主考虑这件终身大事的则是我参加工作即1950年后。

我这一辈子喜欢过的女孩子有四位。

一位是L君。她是我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同班同组同学。因为同组学习、同组生活,日久产生了感情。我们都是1950年3月进入革大学习的,同年10月,学习结束,我们全部同学都奔赴安徽皖北参加土改。但不知何故,L君却利用回家的机会,离开了我们队伍,去了青岛中山路的一家百货公司工作,从此我与她便相隔两地。

但是,我们依然有鸿雁来往,友谊继续发展,一直到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我们的感情已经发展得相当不错了。感谢她托人送来两件物品:一管口琴和一本漂亮的日记本。

1953年,她专程从青岛跑到北京来看我。当时,我去前门车站接她。住在一家离中国人民大学不远的东四小旅店里。期间,我多次与她见面,我们一起去东四的一家电影院里看了场电影。

L君与我相交的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同班同学中没有声张。我认为这是隐私,同时更觉得我们的感情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可以公开的地步。事实证明我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这次见面,我们间并没有出现如真正恋人那样炽烈的感情。相反,我们的感情回峰反逆,急转直下。

回峰反逆,急转直下,其中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可能她见我长相不帅,可能她见我个头长得不高等。面对这些,我也平静待之,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她回青岛时,我送她到车站。此后,我们间基本上没有再联系。她曾经来过一封信,说她已经结婚,说她丈夫时常打她,说她家经济拮据等。我没有搭理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