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直是村里众口称赞的“好媳妇”，仅用一件事情便可以说明一切：当年我的祖父腿部生了骨疮，终年流脓流血，不能下床。母亲一人负担起每天给他递水送饭、端屎接尿、倒痰盂等任务，从不抱怨。而且不论寒冬酷暑，或者身体不适，她都坚持到河边洗涮包腿的脓血布，十年如一日。众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凭谁不说她是一个至纯至孝的好媳妇？
母亲说不出太多的大道理，她只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默默地影响我们，如春风化雨一般，在不自觉的时候，已经深深地浸润你的心田。我和姐姐从小就知道“孝”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种品德甚至无须刻意去教化、去培养，眼见父母的所作所为，它已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灵魂中去了。而现在，像当初人们夸赞母亲孝顺一样，我对父母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也博得了大家一致赞扬。
1942年4月到6月是日寇的第四次强化治安大扫荡。敌人采取反复包围、反复围剿的方式，剿杀一片地区后立即缩回据点，过几天再去进行扫荡，搞得到处乌烟瘴气，人民不得安生。村民们饭也吃不进，觉也睡不好，大人不敢大声说话，小孩也被禁止哭闹。
在环境紧张的情况下，县领导通知县机关及驻地四总区、县大队都转移到滦河北。组织在对县领导的谈话中指出：“今后地方干部要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地坚持工作。先选派几名精干的干部回去坚持工作，让群众知道共产党的干部还存在。”因此，父亲被选拔为一分区的区长，化名王志一，身佩手枪，带着一名机灵的通信员，两人栉风沐雨，一同奔赴一分区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同年9月，日寇开始第五次强化治安大扫荡，时间长达一年之久，这也是抗战史上环境最艰苦的一年。扫荡之初，敌人重兵压境，寻找我军主力部队决战。随之，同各据点的敌伪军配合，向游击区各村轮番出击围攻，摧残我方基层各抗日组织，抓捕诱降我区村干部，镇压群众。扫荡期间，封锁公路，断绝行人，实行“三光”政策，灾祸所及，庄庄无幸免，户户无宁日，村村死伤人。
随着敌人军事进攻而来的是政治进攻，他们继续推行伪保甲连坐制，重建伪大联乡，成立伪自卫团，强化它的情报网——原来每个村只去一个据点送情报，后改为向几个据点同时送，以加强控制。
当时我军的主力部队已在壕沟堡垒建成之前进行了战略转移，区干部白天不行动，夜晚按计划进行突击工作。为防敌特袭击，区干部完成工作后，便声东击西地由甲村转移到乙村。
在一个无星无月的沉沉黑夜里，父亲完成工作后转移，横穿大道小路走进野地。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他只能摸索着前行，忽地觉得脚下一空，身体向前扑去，反应过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躺倒在坝坎下面。两膝一阵剧痛，他试着动了动，勉强支撑着走了回去。
一到家才发现双腿已是鲜血淋漓，急需静养。于是，组织决定让父亲在家里的秘密洞里养伤。姐姐后来告诉我，我们家的秘密洞是在窗前的杂物棚里，白天父亲躲在那里，母亲从气眼给他递水递饭；晚上因为洞里异常潮湿，他才回到屋里在炕上休息。
有一天晚上，月挂中天，万籁俱寂，夜查的敌人悄悄地来了。姐姐被母亲急促的呼唤声惊醒，看见她跟父亲飞身扑到窗外，父亲迅捷地钻进秘密洞，母亲急切间一屁股坐到地上，用她那双小脚把旁边的玉米棒子踹到洞口作为掩盖。
耳听得敌人的敲门声越来越急，母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窗口跳回屋里，坐到炕沿上，让孩子们围坐在她身旁。几个鬼子在一阵乱敲乱打之后踹开后门，进来搜查。一边翻箱倒柜，一边凶神恶煞地盘问母亲，而母亲镇定自若，神色不变，一一地敷衍搪塞着。
一个鬼子还煞费苦心地用刺刀挑起炕上的棉被，依然一无所获，又看见母亲表情自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于是只好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地撤走了。过了好久母亲才长出一口气——姐姐说当时看见她把衣角都捏湿了，可见也不是不紧张的。这样，在母亲沉着冷静的应对下，父亲又一次转危为安。
每次我听姐姐给我讲述这段故事，心里都不自觉赞叹：母亲，您真行！每当我遇到危急时刻，都会想象那一夜母亲是如何沉着应对，于是再慌再乱也会冷静下来，理性分析情况，最终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不能不说是母亲作为标杆的榜样作用啊！
军民共抗日鱼水情谊深
1943年3月，父亲被调到一总区任总区长。该区境内有一条长约30华里、宽约两丈、深约一丈的大壕沟，沿沟堡垒密布，都有伪军把守。敌人利用汉奸、反动地主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气焰十分嚣张。
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知道日寇与共产党谁好谁坏，并顶住来自敌人的重重舆论压力和武力威逼，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组织大力的宣传教育下，一般的伪保甲长都能忠于我方，为我方提供消息，进行掩护；敌人向每个村子要一个情报员，而这个人选由我区干部决定，他们每天去据点送情报应付敌人，同时搜集敌人情报向我区干部汇报；敌人硬性组织的防共自卫团成员一面站岗放哨迷惑敌人，一面保护抗日干部，帮助他们传递信件。
当时总区干部住在壕南一分区，经常到壕北二分区工作。假如预计是当晚过壕，白天便写信与壕北联系好。出发时是父亲一行三四个人，由村干部和自卫团护送带路，搭梯子度过壕沟，那边同时派人前来迎接。倘若碰上敌人，便说是某村自卫团出发巡逻。就这样一次次，父亲等抗日干部在群众们的积极掩护下，顺利完成工作。
当时区干部都是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姜家营地处丰王公路线上，敌军汽车来回穿行；田各庄距王官营据点只有二华里之遥，敌人戒备森严；紧靠着丰左（左家坞）公路的团山子村，敌军不断过往，村后山没有炮楼，干部们便在夜里秘密进山、秘密工作。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进行抗日工作，随时都会遇到生命危险。而父亲等人本着不怕牺牲的精神，认真研究各种方针政策，舍生忘死地工作。
1943年秋，某个白天，父亲等三位同志去古石城村开展工作。据守在丰润县城的敌人不知道怎么得知了消息，出动20多个日伪军，有的乘大棚马车，有的穿便衣、骑毛驴，都伪装成普通村民，直奔父亲他们而去。
当时情势危急，已经来不及转移，父亲等人只好在村干部的指引下，躲进了打谷场边上的秘密洞。敌人一进村就开始大肆盘查，气急败坏地吼道：“王区长（父亲化名王志一）在哪里？把他们几个人交出来！”他们揪住一名叫做徐明（乳名铁蛋）的青年逼问，这位青年是个硬骨铮铮的好汉子，他任由皮鞭打得浑身是血，在地上翻滚，坚决不吐露半字。他也懂得机智的退让，装作一副委屈的样子，一面呜咽一面大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敌人对他无奈，又抓来几名村民拷打盘问，村民个个沉默不语，表现出对革命干部发自内心的保护与支持——真是军民鱼水情深，上下一心，共同抗日啊！最终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只好空手而回。父亲又一次脱险。
总结父亲这三次化险为夷的经历，第一次是由于他自己信念坚定，不畏牺牲，沉着冷静地应付过去；第二次归功于母亲的机智应对；第三次得力于群众们的忠心维护，充分体现了在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大家不甘心做亡国奴，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