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也无数次地教导我，群众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要想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与群众搞好关系、赢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是至为关键的一环。在我以后的人生历程中，我谨记父亲的教诲，时时提醒自己，要从群众中获取力量，果然受益匪浅。
送女上战场高风亮节人
当时九区的工作路线过左，不幸失败，受到敌人的严密控制。1943年9月，上级派去部门齐全的一班人马，接替他们的工作，由父亲担任区长。
那里环境特别艰苦。那个村子被敌人扫荡过七次，住无一间完整房，吃无一碗饱肚粮。父亲他们每天以白薯叶掺高粱面充饥，任劳任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终于在上级领导和部队的配合下，经过一年的努力，拔除了该区好几个敌人据点，瓦解清除了伙会①等反动组织，让人民重回党的怀抱。
而父亲由于夜以继日的劳作，营养也得不到保证，终于体力不支，免疫功能下降，发起高烧。当时他已经昏迷不醒，躺在担架上毫无意识。祸不单行，突然接到通知敌人要来了，于是几个村民抬上担架就跑，把他藏在松树林里。他好不容易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身处的环境，咬牙在担架上继续办公。这是怎样一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忘我精神啊！
1945年2月，抗战进入最后大决战的阶段，日军垂死挣扎，疯狂反扑。在这种危难的局势下，父亲毅然决定，将我的姐姐——当时年仅16岁的大女儿甄绍文，送到晋察冀边区支援抗日。母亲心中有千万个舍不得，然而在民族大义的推动下，也积极地为姐姐整理行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当时父亲也在外奔波工作，几个月也难得回家一趟，接着又要将还没成年的女儿送到危险的前线，作为妻子与母亲，她将是何等的牵肠挂肚，何等的担惊受怕！
后来我问姐姐怨不怨父亲将她送走，她告诉我说一点也不埋怨，她很能理解父亲的做法，而且觉得在晋察冀边区的那一段经历对自己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父母在抗战时期的那些故事都是长大后姐姐讲给我听的，我很遗憾出生得晚，没能亲眼见证父母惊险的革命行动。然而通过姐姐绘声绘色的描述，我也仿佛身临其境，看见了父亲投入的工作，看见了母亲辛勤的操劳，看见了他们面对敌人机智勇敢的应对。潜移默化之下，那种伟大的革命情操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抗战胜利后父亲曾任县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后来任冀东军区后勤司令部兵站部交通运输科科长，为迎接东北大军进关解放平、津、唐铺平道路，他率领大队工作人员，奔波在工作第一线，在喜峰口开山筑路，在滦河上架桥。后来父亲被提升为兵站部副部长。
母亲一介女流，没办法像父亲一样上山下河，筑路架桥，但是她也用自己的方式积极支持着党的解放工作。当时在东北、华北等老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了把没收地主的浮财分配给贫民，我们村选出了八名大公无私的、为贫农办事公正的分配人，其中就有我的母亲。这是一项艰巨而繁琐的任务，没收的东西多种多样，大小不一，有农具、衣物、餐具、针线、小酒盅、小镜子之类，她们八个人夜以继日，花费许多时间，耐心细致的将之合理分配，并一件件送到贫农手中，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作为典型的好军属，母亲积极热情地参加各项工作，圆满完成党交给的各种任务。如给公家保存成麻袋的军鞋；克服自家生活不便，腾出屋子、院子为过往的人民子弟兵和建桥队等提供便利的吃住条件。她时刻想着自己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1949年，在一次紧急的情况下，母亲挺身而出，以一颗对党的赤诚之心为丰润县县委书记静轩同志保管文件，得到了她的肯定，并于建国前将母亲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至此，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与他们积极要求进步，高风亮节的表现是分不开的。
注1：伙会是冀东地区的地主阶级为了防“匪”和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而建立起来的武装组织，又叫“联庄会”。
举家迁北京相濡以沫情
1955年，我们举家迁往北京。当时我5岁，全家八口人靠父亲一人工资维持生活，当时交通部人事局评定他为行政13级副局级干部，每月工资180元，其中四个孩子上学，十分艰难。有人劝父亲申请补助，他一笑了之。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说，只要自己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坚决不给党、不给国家增添负担，况且还有很多人比我们更需要那份补助。
当时我们原籍还有一所祖传的房院，父母没有将之卖掉，而是借给村里没有房子的村民免费住了十多年，最后在1971年的时候赠给了村委会，受到了全村人的表扬。
父亲自立自强、仗义助人的行为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在后来的岁月里，不管境遇有多么困窘，我都咬牙自己挺过去。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应该在保障自己生活质量的基础之上，多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去帮助那些更困难的人们。
母亲自来京以后一直在“交林”居委会工作，先是担任治保委员十五年，后任党支部书记八年。她一直全心全意，任劳任怨，而且是分文不取，义务为社区服务了二十三年。直到最后因为腿病，行动困难不能再担任工作，才离退在家休息。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老黄牛一般的同志，经济发展之后，街道办事处每个月发给她部分生活补助费。
母亲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精神给我以很大的触动。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名老党员对人民无怨无悔的付出，让我明白，很多事情，是不需要计较回报的，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人民谋福利、行方便会带来无上的快乐，这便是最大的收获了。
父亲离休后因患高血压、冠心病而未能继续为国家做贡献，常常深感遗憾。终于在1989年的时候，他又有了一次发挥余热的机会——中国共产党征集党史资料的任务布置下来，他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牢记在心，挥之不去，因此欣然提笔，撰写回忆录，向他工作过的丰润县、迁西县、滦县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并十分热情地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照片和文件都交给了来访人。
后来他又担任了资料的审核工作，那段时间他废寝忘食，字斟句酌地审核，甚至引发了冠心病，住进了医院。让其他工作人员甚为感动，直夸父亲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母亲一直酷爱学习，有强烈的求知欲。当年还在家乡的时候，她白天忙家里、地里、场上活计以及村里工作，晚上克服重重困难及家庭阻力，抱着孩子上夜校。姐姐告诉我，那时候母亲每天晚上把昏黄如豆的油灯放在窗台上，先做针线，后学文化，做饭时把烧火棍当笔在地上学写字。我听了十分为之感佩，在学业上也更加发愤图强了。
来京以后，母亲抓住学习的机会，白天坚持繁忙的居委会工作以及繁琐的家务活儿，晚上到东城区业余文化学校学习。寒冬酷暑，风雨无阻，院内好几个跟她同时报名学习的妇女陆续都打了退堂鼓，只有她一人始终如一，终于在五十一岁那年取得了高小毕业证书。我们一家人都为她高兴和自豪。
她不仅仅自己执着于学习，还深明大义，自己省吃俭用，全力支持几个儿女上学。当时在农村，由于落后的物质条件，很多人都不让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去上学。而我的母亲只要哪个孩子一到了上学的年龄，就毫不犹豫地为之办理入学手续，独自一人承担起所有的劳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