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摄的：全班同学和朱德总司令的合影
平易近人的朱老总又单独和我们照了一张，站在朱老总后戴眼镜的是我
影响一生的“反右运动”
人生就是这样，它不会如你所期盼的那样一帆风顺。按照正常的学习计划，我们这批大学生在校还有半年的实习期就可以奔赴教育一线了。可是从1957年开始，党中央开始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起先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运动，后来慢慢地扩大为“反右派”的政治斗争。鉴于这样的大环境，学校匆忙地组织了一次试讲，权当是毕业考试，我们也就如此匆忙地毕业了。
之后的1958年“大跃进”，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甚至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取消小家庭制，大家全部免费吃食堂，最后生产没上去，弄得没吃没喝。城市居民大炼钢铁，到处筑起小冶炼炉，通宵达旦地炼，红焰焰的炉火映满天，好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结果炼出的钢铁是一堆堆废钢，全然不能用，既耗了电煤，又耗了人力。
这个时候的北京师范学院，正常的课程几乎没有了。全体师生都被动员起来，今天听报告，明天写检查，开会，揪右派，忙得不亦乐乎。整个学校像是一艘失去了控制的大船，在风雨飘摇中胡乱冲撞。那个时候上面指派了任务，从学校院党委，一级一级往下分，一个班必须有十分之一的“右派”，必须揪出来。
在揪斗“右派”的运动中，“无限上纲”。找一句话你批我斗，好多人因此被批得稀里糊涂，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右派”人物，但是却被这个“右派”的称号影响了一辈子。一起被定为“右派”的同学，包括我在内，不止毕业受到影响，还要被派去艰苦的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但当时的同学们谁都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的后果会有如此严重。所以“平反”以后，每当我们这些老同学见面提起那时的冲动都很后悔，如果当初能预见到有这么深重的影响和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说什么也不会如此幼稚的。
其实毕业前学校领导已经找过我，说我会组织文艺活动，又有各项技能在身，不管是小号、黑管儿、歌剧、快板、相声样样都能拿得起，还能写剧本，铺设舞台，制作道具。所以希望我能留校，将来指派我负责教职工的各项文艺活动，我当然是非常乐意了。但是“反右”导致我的留校希望破灭，现在想来，如果我当年没被打成“右派”，就能顺利地被分到北京师范学院，最起码也可以在师范学院当个助教，或者到实验附中当个老师。
当时我被扣上了三大不可思议的罪名：
第一个所谓的罪名就是“不相信党”。提起我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还得从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说起。当年在匈牙利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继而事态失去控制引发了武装暴动，前后总共历时13天。在前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整个匈牙利的局势才得以平息。当时匈牙利死亡人数接近三千，一万多人受伤，约有20余万匈牙利人成为难民。而苏联方面也有七百多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
这是匈牙利国内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1957年纳吉上台担任了匈牙利的党书记，他决定匈牙利从今往后要追随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整个国家性质的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在关于“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座谈会上，我就自己的感受发表了看法：“中国应该警惕这种事情的发生，千万不要走匈牙利纳吉的这条路，也可能这事是两重性的，但是如果我们自身不警惕，也有可能走上这种危险的发展方向。”我当时发表这个看法的本意是对国家发展的一种理性思考，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给我定了一个“共产主义思想不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的罪名。
我的第二个罪名更为好笑，就是“宣扬两个中国”。要知道，我们一向秉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湾独立。我这个“宣扬两个中国”罪名说来实在是太牵强了。解放初期，当老辈儿北京人还沉浸在“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的过往繁华中时，现实的北京却是另一番景象。鸡毛小店、通铺大炕、食品担子、剃头挑子以及提篮叫卖的串街小贩，支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了改变老北京服务行业落后的面貌，1956年周总理亲自点名了大批服装、照相、美发、洗染、餐饮业的上海名店调往北京，这也就是当时的上海名店大迁京○1。
其中上海的“中国照相馆”是榜上有名的迁京单位，我对该店的名气早有耳闻。于是说了句：“这个‘中国’的水平相当高的。”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上海的那个“中国照相馆”水平很高，只不过咱们老百姓的日常口语中往往会省略一部分词。结果就因为这个捅了篓子，不知道是哪个别有用心的人，把我这句话“揭发”了出去，借机无限夸大，说我是“宣扬两个中国”。真是荒谬！
影响一生的“反右运动”
第三个罪名更是不靠谱，说我“鼓吹不良之风”。起因是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原来她有一个对象，俩人已经到了可以立刻结婚的程度了。但是别的同学并不知情，自作主张地给她介绍了一个男的，是一个著名的诗人。没想到我们的这个女同学一看他是个有名的诗人，又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立刻变了心。
后来班上的同学们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对她的这种“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做法很是不满。我记得当时还开过会，为的是帮助她清楚认识自己的错误，但是最终也没能改变她的决定。她和那位诗人结婚的时候，我是当天的上午才知道，于是中午请假到北京百货大楼买了一个花瓶，晚上7点才到她家，婚礼已经结束了，最后只是出于同学的情谊祝贺一下，顺便送上新买的花瓶。因为这个，我又多了一个罪名——“鼓吹不良之风”。
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让很多本应该是最受优待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都是流着血、提着脑袋干革命过来的，为国家做出最原始的贡献。当时所谓的“反右斗争”实在是扩大化了，伤及了全国几百万人，有些人直到死还戴着“右派”的帽子。我们院党委一声令下，大家横冲直闯地一顿乱批，班上开会、系里开会，我们也很无奈，只能含着眼泪笑。该上课还得上课，但是我打心底里不快乐。毕业后，同学们都分配走了，有分配得比较近的是在北京市里，也有的分配到北京的各个郊区县。
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位跟我有同样命运的同学，叫周铁民。他也是给定的所谓的“右派”，当时他自动退学回了包头老家。我俩在上学的时候特别有共同语言，都是特别喜欢文学，还喜欢体育运动。学校里的大小活动他都积极报名，从不落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的生活又转入正轨，在包头当地的一个《鹿鸣》杂志那里当编辑。他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但是距离实在是太远了，加上那时通讯也不发达，就此失去了联系。还有一位同学叫法希文，他可能比我小一两岁，也被打成“右派”。当时在学校里我俩关系不错，但是因为都是被打成“右派”的关系，也不敢有太多的接触。“平反”以后，他一直在丰台教师进修学校负责中学语文教学，在教育界有一定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