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小学教师进修班的勤杂工
1958年8月份大学毕业，我“右派”帽子一扣立刻被分配到通县远郊区，先是到西集中学教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我当时非常重视自己的第一堂课，早早地备好了课等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那篇是贺敬之的《回延安》。结果等到8月底，一个命令下来“凡是‘右派’全部调回县里”，我的教书计划彻底泡汤了，老老实实地去通县农场劳动改造。
后来又通知我到县里去报到，告诉我被分配到县教育局筹备的一个小学教师学习班，负责学习班的教务工作。其实说白了就是工友、勤杂工。平常就是干些打扫卫生、修理桌椅、管理电气设备之类的杂活。当时一起被调到县里的还有很多老师，有教语文的，有教历史的，还有教俄语的。大家倒是相处得还不错，老师们也都愿意来我的工友宿舍找我聊天，他们知道我虽然是个勤杂工，但也是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愿意跟我交流学习上的问题。可是我碍于“右派”的身份不愿意多说话，怕说多了又得给我扣帽子。这都是“反右”留下的后遗症。
我的工友生活持续了整整4年，到1962年才结束。期间没受什么罪，寒暑假允许回家，每月有28块钱的工资，而且学校都是大锅饭，每星期都能见着肉菜，一周吃一次白面，主要是吃饱就行。虽然是“右派”待遇，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最起码生活上还过得去。
短暂任教
1962年，当时县里的教育局局长找到我，通知我：“右派”可以摘帽子了。这个教育局局长也是从部队上转业回来的，人很随和，他对我说：“这些年你受了委屈，现在终于熬到头了。”
当时所谓的“平反”是国家一级一级审批下来的，教育局作为实体单位给每个“右派”宣布“平反”结果。标准是认识问题较好的，有具体表现的可以摘掉“右派”的大帽子，但是这个摘掉的“右派”帽子还可以随时戴上。我们都属于“摘帽右派”，是改造得不够彻底，等政治形势有了变化还得继续接受改造。摘“右派”帽子不是公开在大会上宣布的，所以我们这些人还不能恢复一般公民的身份。
影响一生的“反右运动”
暑假结束，我就到通县觅子店中学教初中两个班的语文，同时担任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在那里一待就是4年。刚开始按部就班地来，因为那些孩子都是农村的，教他们有点困难。首先得了解他们，因为我毕竟是在城市里长大，又跟着部队在各地战场上奔波了好些年，对农村孩子的学习情况和生活特点都不熟悉。所以我一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的家访上，利用每个周末把我所管辖的学生们每家都走访到位。
家访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村的孩子们想上学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们全靠父母的一滴滴血汗供养出来的。尤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母们饿着肚子也要送他们来上学，有啥吃的先尽着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带着饭到学校里上学，自己挨饿受，省吃俭用，这让我为之动容。
在生活上我帮不了他们什么，于是尽量让他们多学一点。除了课本上的知识，还要想方设法地给他们多介绍一点，多灌输一点，让学生的知识面更广一些。按照当时的规定，到了初中三年级以后可以稍微摆脱教参，加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比如学到李白的一首诗，我就会告诉学生：李白除了这个作品之外还有更多优秀的作品流传，时间有限我不能一一列举，但是先介绍一两首给同学们学习。
课外，我还会给他们推荐一些书，比如赵树理的、李有才的、曹禺的等等。我先给他们介绍故事梗概，然后做一些提示性的辅导，比如告诉他们在阅读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自己要从中学习到什么。不过在当时，我也不能推荐更多的课外读物，毕竟那个时候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发展的资源都不丰富，学校虽然有个图书馆，但是里面的藏书也很有限。
除了教学这方面，学校里每年都有歌咏比赛，我负责组织学生和老师们参加比赛，同时兼任指挥。农村的这种活动毕竟很少，像歌咏比赛，一年也就“六一”、“十一”才把各个学校凑到一块举行一次。再加上那个时候的交通不发达，有的同学的家离学校有8里地那么远，自然也没有什么课外时间可言。
日常的工作对我来说也算是得心应手，只是有些小的方面让我比较困扰。记得当时有一位同事在教课方法上不够严谨，领导指派我去帮助他，这个就不好办了。老师课教得不好不能赖学生，但是碍于这位老师的面子不说，也不利于他继续开展工作。所以我非常慎重地寻找最中肯的方式解决，既要照顾同事的情绪，又要帮他明确问题的原因所在，还不能影响老师的威信，为此颇费了一番周折。
不过我和老师、同学们之间的关系也都挺好。因为我算是温柔型的人，用现在话来讲是比较“和谐”的。跟学生说得来，他们愿意接近我。还真没有听哪个学生说讨厌我呢！这也可能跟我在部队多年养成的习惯有关，就是“以身作则”。凡是我要求学生的，我自己必须先得做到。比如：我要求学生不能迟到，我自己就不能上课晚到；开会的时候要求学生认真听讲，不能交头接耳，我就不跟别的老师说说笑笑；要求学生讲卫生，我自己的讲桌前前后后找不到垃圾、废纸什么的。这样一来，我自己树立了榜样就比较容易服众，学生们自然就听话了。
但是也有例外的，有些学生天生比较机灵调皮，爱跟老师捣蛋，搞恶作剧，不太好管理。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也有办法，就是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他，抽个机会把这些孩子找到办公室耐心劝导。
不过总的来说，我的这第一批学生都还不错，很朴实听话，没有什么打闹、违反纪律的行为。如今他们也都差不多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有一些离得近的学生每年教师节前后都会来看望我，我感觉现在与他们的关系里，朋友的成分更多一些。其中一个学生叫曹增华，都已经过了60岁，今年刚刚办理了退休手续。他这个人老实本分，当年上学的时候学习挺努力的，课堂上听不懂的在课后总要找我补习。还有一个学生叫高振金，他也差不多每年都来。
再次成为“右派”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今天去上班，晚上能不能回家，会不会出什么事都不知道，天天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政治运动都是极其无情的，斗来斗去，把学校和社会弄得一团糟，铺天盖地的运动给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中央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出现“串联”师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化大革命”的“造反经”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
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毛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句十分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造反，干社会主义”。许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党中央的这个指示，高举“造反有理”的口号，颠倒是非，把社会都搞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