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钟爱的文字创作方面，因为一直在劳动，所以机会不多。大概是1975年之后，我们大队跟衡水地区供销社定了一份开展副业的劳动合同，当时光靠种地根本吃不饱饭，队上决定开展副业。我们村的副业是做刮油灰的油灰刀，也叫刮刀。后来估计衡水地区供销社找到了更便宜的合作大队，于是他们私自撤销了先前跟我们签订的合同。村上的这个副业眼看要泡汤。大队上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供销社这么言而无信，所以决定写诉状打官司。
开始找了几个小学老师写起诉书，他们写得糊里糊涂，根本说不清楚问题。大队书记左看右看都不满意，说：“这么写的话，这状怎么能告得下来啊，去把李菁之找来，让他来写。”于是我被叫去写起诉书。尽管后来官司没有打成，但是全村人都知道了我会写状子，而且写的东西有条理，大家一听就能明白。
我当时也在油灰刀厂子里做电工，天天上班做技术活比在地里卖苦力好，而且还能挣现金。虽然一个月三五块钱的工资微不足道，但每年年底分红还是能见到钱的，我就挺知足了。工资是按照干活超额的数量发超额奖，跟计件工资类似。我由于是一个人，没有压力，也不受影响，能干的活就多干，那时心态很坦然。
1976年，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相继去世。村里面布置了一个灵堂，全村人都到那儿去吊唁，但是“五类分子”○1是不许去的。天安门举行追悼会那天，我们这些有政治问题的“五类分子”被集中在一块儿，到村外的小树林子里干活，为的是让我们远离群众。其实在树林子里待着也没有什么活可干，我们几个人在那等着听广播。远远听见村里大队上的广播，里面奏国歌、奏哀乐、念悼词……差不多到了下午，追悼大会才结束，大家这才敢回家。
在农村的贡献
在农村劳动改造这12年里，我没有完全地虚度光阴，最大的安慰就是自己给农村做了点贡献。那时候村里没有电，大队上开展副业用的都是汽灯，要想多干活，光靠点汽灯是不行的，毕竟它的照明时间有限。我当时正好在油灰刀厂当电工，心想一定要利用自己所学过的知识帮大队改造电动机。
我们村里一个大队有6个小队，要是把整个大队的供电问题给解决了，便能给全村带来可观的副业收入和巨大的生活改善。于是我利用休息时间专心研究了队上使用的电动机原理，经过多次的实验终于成功地把电动机改成了发电机。
村里通上了电之后什么都方便多了，这下不但解决了大队的副业劳动照明，还让乡亲们用上了电灯、看上了电视。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头一次看到电灯，乐得都合不上嘴。他们以前只是听说过电灯，这次算是亲眼得见了，个个都是竖起大拇指夸我有能耐。尤其是年过古稀的大爷大娘，他们说：“还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电灯电视，这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副业有了照明，解决了劳动条件问题，也增加了收入。村里的干部更是对我另眼相看，说我不但有文化，还懂科学，不愧是大学里毕业的高材生。
我离开冀县农村之后的多年里，村里也出现了一批特别有能力的领导干部，他们带领全村大力发展副业经济，不但成为省级先进集体，而且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还到我们村里作了专题报道，在全国播放，表扬全村人的改革意识和经营理念。
现在我们村光靠副业，平均一个人分到一万多块钱，在整个县里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村政府还给村民盖了楼房，第一批建了76套，都是单家独院的二层小楼，上下240平方米。第二批建了100套。现在我们村的副业盖楼已经接近200套了。另外，村里还特别注重教育，鼓励农村的学生好好学习，凡是考上大学的、考上中专的，都有现金方面的奖励，而且这个鼓励政策一直坚持着。我很欣慰，经济发展了，教育提高了，哪样的好日子都指日可盼。
到了1991年，村里的乡亲们还到北京来找我，他们知道我快要办理退休手续了，热情邀请我回老家，许诺在老家给我盖房，帮我的孩子在村上的厂子里安排工作。为的是让我回去给村上的学校当校长。我委婉地拒绝了，因为我当时跟十八中学已经签好了返聘协议，学校让我留下来再干几年，这边也是盛情难却。
这12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干啥事只管认真干好，不让别人挑出来毛病。认真负责，不管走到哪儿都能被人肯定。到哪里都得踏踏实实地干，甭管干大活、干小活，第一条先得干好。甭管说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谁，最起码你得对得起自己。只有自己这一关过了，别人才能尊敬和认可你！
我深爱的职业
从小就梦想将来长大了能够当老师，做老师既风光，又受人尊敬。现在想想小时候的我还真是幼稚得可笑。教师这个职业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教书育人”这字面上的分量就不是一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知识的海洋是无止境的，我所能给予的只不过是这浩瀚大海中的一滴水。
“平反”回城
虽然在农村劳动改造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丧失希望。走一些弯路也是难免的，毕竟我们是新中国，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完全照搬苏联的方法，结果被带偏了。邓小平同志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我在老家干农活的12年，算是比较平静的，无非是日复一日的劳动，没有太大的波折。而且我要真诚地感谢家乡的父老，他们用宽阔的胸怀包容了我，他们语重心长地宽慰我：“反革命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绝对逃不掉人民群众正义的甄别。”这些话语使我以乐观的情绪迎接艰苦的考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觅子店中学派人来北内漳大队接我，校长亲自带一个老师到了队里，他们把书面的证明拿给大队书记看，于是我被大队书记叫来，通知我回去复职。当时我并不惊讶，因为大队里的广播天天都在播放中央的政策，而且油灰刀厂子里面也有报纸，我已经提前了解到了这种形势。女儿在大队通知之前给我写了封信，她说：“爸爸，现在好多老师都回来教书了，你是不是也问问学校的领导，啥时候让你回来啊？”基于这些我觉得没几天就能回学校了，安心地数着日子等消息。
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永远也不会轻易忘掉1978年。这一年，党中央拨乱反正政策开始全面执行。这一年，压在我头上的许多不实之词全部纠正，长达12年之久的牛棚生活彻底结束，恢复工作，重返校园，人生角色由“反党分子”向人民教师做了重大切换！
学生用满脸阳光和发自内心的掌声把我迎进了教室，送上了阔别已久的讲台。强抑激动的心情，我讲了下面几句话：“我们迎来了渴盼已久的教育的春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认真地教和刻苦地学。在我们离开这座教室的时候我们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亲友，更无愧于自己。”
我的首届高中毕业生
1980年，我被调到永乐店中学任高中一年级语文老师和一班班主任，我十分珍惜这重新赋予的工作使命。而且班上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是农民子弟，他们来到学校是为了理想和未来而努力学习，我肩上担负起的则是为他们架桥铺路的重要职责。
为了使学生们有更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学习中，我每天清晨带领他们在操场跑步，有了健康的体魄才能保证学习的效率，同时也增强了身体素质。我教的这届学生非常懂事，非常努力，德智体都均衡发展，学习成绩也很让人满意。在体育比赛方面，1980年和1981年的两届校运动会上，我们班均获年级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在文化课方面，我们班更是成绩卓著。有3名同学参加了县团委组织的作文比赛，包揽了前两名的奖项，其中两名同学并列第二；5名同学参加了县进修学校举办的高中化学竞赛，全部进入前十名。班上的同学们还积极投稿到县进修学校编印的《学作文报》，有多名学生的作品被分别刊登在该报的头版；我们班的高考录取率名列全校6个毕业班的首位，语文成绩位居全县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