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妻子和两个女儿
1955年7月10号，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素华生孩子的时候，我没在她身边。因为刚从朝鲜战场下来，我先是被转回原籍，等从冀县老家辗转到张家口的时候，孩子已经降临。记得到医院看她的时候，我在张家口的菜园到处找野花，最后捧了一大把来到医院。那时候还不兴这个，大夫和护士们看了都直起哄，说：“以后凡是来看产妇的都必须带花，否则不让进医院大门。”我看见躺在看护病床上的妻子，脸红成了大苹果，笑容格外幸福。后来我在合作商店上了一年多的班，这段相对安宁的日子是我俩结婚以来相处最长的时间，我们在张家口总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小家。
1956年，我在素华的大力支持下报考了首都师范大学，随后顺利地接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妻子很通情达理，但是我的心中也很不安，毕竟我又得抛下她和孩子去北京上学，只有寒假、暑假才能回家里看望她们。并且我们的二女儿也在当年出生了，素华一个人又当爸来又当妈，相当辛苦。
我的妻子
等孩子稍微大了点她就又找了份保育员的工作，是在一个工矿的幼儿园，顺便把我家的大孩子也带到那个幼儿园入托，相对地减轻了一些负担。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全国各单位都抽调人下去炼钢铁，妻子所在的工矿幼儿园是属于工业局管辖的，所以也被安排重新分配了工作。
妻子要求到电机厂上班，因为那时候电机厂效益比较好，离家也很近，方便照顾孩子。素华一直都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到哪儿工作都能得心应手，从钳工一直干到小组长，最后又提升到车间主任管理100多名员工。工作生活两不误，谁提起来都直夸她。素华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原本在单位她是年年先进、年年选模范，因为受了我是“右派”的牵连，才影响了她入党晋升。
“文革”时期我再次被打回原籍劳动改造，在牛棚一待就是十二个年头。那些年里，因为怕被牵连，跟我们这些“五类分子”划清界限而离婚的夫妻不在少数。素华却是个很传统的女人，愣是活生生地等了我12年，没有任何怨言，这要换做是别人，早就跟我离了。
“平反”以后，我在北京十八中学任教，也一直没有条件接她过来一起生活，我们就持续着两地分居的日子。孩子们也一天一天慢慢地长大，我既没履行一个做丈夫应有的职责，也没尽到一个做父亲应该有的义务。
直到1984年，在我54岁的时候，十八中学分给我一间平房。我终于把妻子从张家口接来北京，那年她56岁，已经退休了。后来她的妹妹在天坛西门那里分了一套旧房，本来是留给自己的女儿结婚用的，看我们老两口挤在一间平房里实在寒酸，正好孩子的婚房也闲着，于是让我们在她那儿借住。
1999年，单位给我在东高地正式分了一套住房，我和妻子才得以有了自己的新家。2000年我生病期间，素华天天往医院送饭，东铁营医院离我们家还有一段距离，她来回不方便，照样天天坐车到医院来陪我。康复训练的时候一步都不离开，吃完早饭就带着我出去遛弯儿。天天上午走几圈，下午再走动走动，一天下来得陪着我活动3个小时。
她也那么大年龄了，从来没喊苦，不嫌累。饮食上天天征求我的意见：“你想吃什么给你做。”我说：“没什么，你做什么我吃什么。”她跟着我受了一辈子的罪，从结婚那天起，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没跟我享过福。
我和妻子从来没有拌过嘴、生过气。受苦受累了一辈子，好不容易在一块了，谁都不舍得闹脾气。她平时喜欢看电视，主要是看京剧，对现代的电视剧不太感兴趣，说他们演得乱七八糟的，没有真实感。
全家福
懂事要强的女儿们
我一直没能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她们都是跟着我的妻子生活长大的。在她们上学的时候正是我受苦受难的时候，尽管有心照顾却没办法做到，我欠她们的太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小，我远在冀县老家，没有电话也不能回家。整日里除了认真改造还是认真改造，后来大女儿上学懂事了，也会偶尔给我来封信件，通报平安，但是我依然不能亲眼见到她们。
等到我“平反”当了老师，我的大女儿已经快上高中了，二女儿那时也已经在初中上学。她们在成长时期经历了多少磨难，从来也不跟我提起。好在后来她们都有了工作，从来也没有让我操过心，这让我多少有些宽慰。
我的大女儿叫李辛苗，特别像她妈妈，勤快，爱干净，还特别能吃苦。每年大扫除都她一个人干，她的妈妈有时候想帮帮她，她说啥都不用。有时候她从张家口来看我们，屋里全都给我折腾一遍，里里外外收拾得一尘不染。她还特别热心肠，每次来北京给他们单位的同事带好多东西，都是义务的，因此她的人缘也特别好。
但是她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我女儿因此经常着急生气，后来病倒了，得的是心肌梗死，于2002年不幸去世。这种病一般都很突然，她是早晨去上厕所的时候晕倒在里头的，等发现以后再急救已经无力回天了。大女儿平常为人热情、真诚待人，因此厂里的同事们都很喜欢她，为她开追悼会的那一天，他们全厂子的人都去了。
我的二女儿巩梅芳，也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人，在这一点上她们姊妹两个都是遗传自她们的母亲。她当年毕业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有3个单位可以去，后来她选择去烟厂上班。因为那个时候的烟厂是张家口市里效益最好的单位，但也是劳动量最大、最吃苦的单位。她妈说：“你行吗？不是还有两个单位啊！看看那两个单位怎么样，别选烟厂了。”她说：“人家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啊！”很执着。
在工作期间，她也是特别要强、特别上进。二女儿是我们家第一个入党的人，第二个是她妈。我们家数二女儿的党龄最长。她年年被评为先进，回回都是市里的三八红旗手。她的手也很巧，自己会勾鞋，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每个人她都给做了一双自己勾的鞋子。十字绣也做得漂亮，用珠子串的十二生肖看着栩栩如生。不过在烟厂工作的人，时间长了没有不得职业病的，这几年她也因为身体不好，先是内退，后来才办理了正式的退休手续。
我和妻子这几年也多亏了二女儿的照顾。以前妻子的身体一直都很好，这四五年突然开始有毛病，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像中风了一样。不过她跟我的病不一样，不是脑血栓，是脑子里有东西压迫了神经，影响走路，还流口水。经过治疗和二女儿的细心照顾，现在好多了，说话、吃喝都没问题。
当时真的是祸不单行，我的心肌梗死本来还靠妻子帮着恢复呢，结果两个人一起病倒了。二女儿专门从张家口来北京照顾的我们老两口，二女婿也是天天来，两个人往复循环，为我们操了不少的心。而且二女婿的父母也都七八十岁的人了，他要北京、张家口两地跑，两头忙碌。
安稳的外孙女们
大女儿的孩子是个女孩儿，叫潘婷。她的性格跟她母亲如出一辙，勤快能干，也是个热心肠。她母亲去世的时候这孩子正在上学，后来就一直跟我们生活，平常住校，双休日回来。原来在河北体育学校学的是排球，入团以后当团支部书记。后来她以特长生的资格考进了体育大学，学习排球专业，在学校担任团支部书记，而且上大学每年都拿一级奖金。毕业后被分到石榴庄小学，现在还是团支部书记，除了在学校的工作之外还经常担任业余排球比赛的裁判，工作认真，上进心强。市里开运动会，她还被聘请去当排球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