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我们都有评选最佳邮票和最差邮票的活动，组织同学们评写每个参展的邮票的好坏。比如这10张邮票你认为哪个能得第一，你得说出充分的理由来。最后统计出同学们评选的票数，谁符合全国评选的标准，就给他一定的奖励。
到了1990年高考复习的时候，我们语文复习的内容丰富多了。我着手组编了一部以“中外文学史”为主题的邮集，引导学生复习。这本邮集跟文学史的编制相似，以课本上的学习顺序为主线，给每个同学一人一项任务。比如说：按照课本的篇目顺序编下来，孔子、孟子、唐诗宋词等等，每个同学分一项任务写说明。诗经、唐诗、宋词这些都是什么性质的东西，最早起源于哪里，内容分别是什么，都要逐个编写清楚。
全班的同学都参加了，有的同学还写了两份。大家总共耗时一个多月，都特别认真，写得非常详细，而且都围绕着考试内容逐个列出每一项的所有相关知识点。比如介绍李白，除了他的个人生平，还要介绍他的代表作、名言名句、写作风格、后世评论、历史贡献以及与之齐名的其他名人名家等等。不管是高中学习到的内容还是初中学过的知识，全部融会到一起，条理清晰，内容全面。
这一教学方法从学生的考试成绩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每年我们班的语文成绩都在全年级名列前茅，而且还出现过几次高考作文满分的好成绩。我的这个集邮接轨教学的新方法也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和支持。
不止校内得到肯定，连校外的人都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十八中学附近有一个华北空军后勤部，在我退休的前两年，他们组织了一批从内蒙古、天津等好多个部队里选拔出来的战士，来北京参加军事院校考试，从十八中学找辅导老师，数学、历史、政治、地理和语文各一位，我负责辅导语文。我把自己组织学生们制作的邮集发给他们看，既直观又准确，对他们的语文复习帮助很大。这批参加报考军事院校的战士们，90%都被录取了，当然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也跟他们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不断充实每次展览的邮集内容，我的集邮方式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刚开始集邮的时候，我只是单纯收集邮件上粘贴的邮票；慢慢地会跟别的集邮爱好者互通有无，大家拿自己多余的而别人没有的邮票进行交换；再往后，以自己掏钱买邮票为主了。高级的，太贵的，见不着也买不起，我只买自己经济能力范围内能承受得了的。集邮是个无底洞，我不求名利，所以不去花大价钱收藏稀有的珍品，只是出于对语文教育有关、对文化学习有关的角度收藏，一切都是以教育和传播知识为前提。
1990年开始，我开始担任了北京集邮协会理事一职。在我的带动下，有更多学生和老师加入到集邮的行列当中来。他们有的通过收藏信封上的邮票集邮，也有的通过集体预订的方式收藏邮票。发展到后来由我负责替学生代买邮票。集邮公司每年办一次集体预订，每次到时间我就写好通知，让需要预订邮票的同学到我这里报名，等到领回来新发行的邮票再通知同学们来取。每次差不多都在150套左右，有的同学一次还订购了好几套。
这个活儿可不轻松。我骑着自行车到处找订购点，因为每个邮票的订购点一次不会进太多的邮集。我从天坛出发，到前门东大街的南区邮票公司，再到和平门邮政公司，然后到西直门的西区邮政公司，最后到永安路的邮局，转了大半个北京城才把所有的邮集买到手。虽然很累但是我认为很值得，我图的就是带领同学的集邮积极性，从不牟取半分私人利益。同学们从中学到了知识，培养了兴趣爱好，这才是最开心的，比拿奖状和大红花都开心。
我的妻子
风风雨雨几十年，无论我是在前线参军还是在老家劳动，家人一直是我背后默默无闻的支柱。我的妻子为我们的家庭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孩子们从来也没让我为他们操心费力。如今我们的生活安定、祥和，在这里我要真诚地感谢全家人对我无私的付出。
一提起我的妻子巩素华，我就打心底里佩服她。自从我们在1945年匆匆地结了婚，一直是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年少时期一直在外地求学，后来投身解放事业，甚至是我被贬为“右派”下乡改造的12年，她始终对我不离不弃。一个弱女子只身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含辛茹苦地抚养两个女儿长大成人，我对她的敬佩和愧疚之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得完的。
当年我把新婚的妻子一个人留在老家，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北京继续读书。同样年少的她对我和我的家庭是完全生疏的，离开了她自己的母亲和姐妹，跟着我的叔叔、婶子一起生活，这其中的不适和无奈是当时的我所不能够了解的。1947年，我的继母给家里新添了两个小弟弟，妻子从冀县农村老家来到张家口伺候父母，平日里打理家务、伺候公婆，还要帮忙拉扯两个新生的婴儿。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毕竟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公婆妯娌和亲朋好友，人人都夸她贤惠、懂事。
1948年的冬天，得知张家口通了车，我特意跟学校请了几天假回家看看。这短短的几天时间，在我的印象里只是回家探望父母亲人这么简单，而对于妻子来说，则是婚后与我的第一次重逢。我这个所谓的丈夫，在整整3年的时间里就那么匆忙地闪现了一次，还是那么的生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从学校参军追随部队南下北上，把青春献给了伟大的解放事业，把对祖国大家庭的热爱放在了头等位置，无暇顾及自己的小家。期间一直没有和亲人团聚，只是偶尔跟父亲通信报报平安。
妻子虽然年幼时家庭条件很好，但是鉴于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女子不能到正规学校读书，因此她认字不多。对于我的消息，她只能了解只言片语，我无法想象她当时心中的落寞。不过在全国解放以后，各地都举办了扫盲班普及基础文化知识，妻子积极地报名参加扫盲，经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取得了小学毕业文凭。能够读书识字不但使她婚后单调的生活有了些许生机，而且也为她后来的工作带来一丝契机。
1951年父亲去世，我依然坚守在战场，家里的大小事情完全抛之脑后。当时妻子还和继母一起在张家口生活，两个女人带着两个小孩，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后来母亲在张家口住了两年就带着两个弟弟回了冀县老家，不知后来他们生活的怎样，很是挂念。
当时已经是军人家属的身份的妻子，完全可以待在家中享受清闲。但是她不想吃闲饭，于是就自己找到劳动局，在那儿登记等待分配工作。后来劳动局审批完通知她到部队的幼儿园做保育员，从此就有了自己的事业，从旧社会的家庭妇女成功地转变成新中国的劳动者。别看她没有工作经验，工作的激情和认真程度可不比别人差，在部队幼儿园工作的时候立了一个三等功，还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并且合影留念。我那次在樱桃沟和朱总司令的合影是偶遇的，跟她不能比。
自参军离家一别，我与亲人多年未见。195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朝鲜战场回到北京，跟北京文工团的同志们交流《战线南移》这个节目的排练经验。差不多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领导见我们夫妻二人两地分居多年，于是替我写了一封家书，告诉妻子北京的联系电话和我当时的暂住地。短短的几日重逢，我惊喜地看到了她的改变。自从有了工作，她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整个人从里到外透着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我为她的这一变化感到欣慰，对她更是另眼相看。之后我又回到朝鲜前线。转眼到了1955年，驻张家口的部队转移到西安，妻子的保育员工作暂时中断，当时我在部队上也接到了退伍通知，很快我们就再次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