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培植学校上学期间的学习一贯是不错的，而且这里的老师素质也很高，还有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除了正规的语文、数学这些课程外，每星期都得做礼拜，也就是做祷告。这跟纯粹的基督教徒不大一样，学校的宗教意味并不太浓重。主要就是请牧师或者嬷嬷给我们这些孩子讲讲圣经故事，或者教我们认识其中的简单字句，在其它的方面就跟别的普通小学没有什么差别了。
在培植学校里我度过了一段相对美好、平和的童年时光。不过小时候我也调皮，记得有一次跟两个同学在学校二楼阳台的栏杆上坐着玩儿，当时的栏杆很多都是水泥做的，而且很宽。我在他们两个中间坐着，有说有笑的。不知道说到了什么，我一时间笑得得意忘形了，身子立刻失去了平衡，前倾了出去，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从二楼摔了下来。下面一楼是宽大的石头台阶，楼旁边有一棵丁香树，在丁香树旁边有个用砖头砌的池子。台阶和丁香树之间正好有大约不到1米的空地，我鬼使神差地摔到了这片空地上，要是稍微再往左一点我肯定就会摔到石头上，再往右一点就得扎到砖棱上，总之往哪个方向都很危险。同学们都说我命大，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
小时候还有一次经历也是同样险象环生，那时我才刚刚记事，大概是四五岁的样子，大中午的不睡觉，跟当家的叔叔捞水缸里的鱼玩。我一个小孩子家根本够不着那么高的水缸，只能央求叔叔把我抱在水缸边儿上趴着看他玩。结果，我一个不小心冲进水缸里了，还好我叔叔眼疾手快，立刻拽着我的衣服把我拽了出来，不然我非得呛死在养鱼的大水缸里面不可。
①培植学校：早在1867年（清朝同治五年）西洋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在张家口市桥西区赐儿山脚下兴办教会学校。1937年更名为培植学校，属美国教会。1952~1955年校名改为西豁子高级小学。1987年8月27日西豁子小学与十六中合校，校名为十六中学，下设中、小学两个部分。
抗日根据地的红色熏陶
1942年，我的母亲去世。料理完她的后事，家人把我接回到冀南老家的抗日小学读书。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因此各地都有抗日小学。当时我11岁，在抗日小学里待了将近一年时间。
我在抗日小学那会儿大概读的是小学四年级，学校里全都是男生，没有一个女同学。当时正值黎明前的黑暗，日本人在华北搞大扫荡，清剿在各地隐藏的八路军游击组织。因此华北农村的大部分村子里面都有两种政权，当村长的也都不容易，白天应付日本人，晚上就联系共产党。当然实际上大部分的村长都是共产党员，用村干部的身份作为掩护，迷惑日本人和伪军。
我们的抗日小学有个特点，就是晌午过后才开始上课。我估计周边的其他村庄也是如此，因为日本鬼子总爱早上进村骚扰百姓，所以为了尽量躲避鬼子的“扫荡”，推迟和缩短上课时间是最有效也是最无奈的解决办法。抗日小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学生们用的课本有两种，桌子上摆着的书是日本人指派汪精卫伪政府发的《国语》、《算术》，抽屉里藏的是我们抗日根据地自己印的《抗日读本》。每次日本人来查的时候，我们就读伪政府发的教材，等他们一走就立刻换上根据地的课本。别看方法简单，却非常行之有效，每每都能应付得了日本人，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受到的都是红色革命思想的熏陶。
当年计算时间的方法跟咱们现在不一样，因为根本就没有钟表，所以人们基本上都是估摸着时间过日子的。判断时间的早晚也主要是靠看太阳，在墙上划印子，维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农耕习惯。
记得有一天的下午，大约来了四五百个“黄宪兵”（也就是伪军）和日本鬼子把我们的村子包围了。说是村子里有八路，具体在哪儿他们并不知道，于是就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清查，闹得到处鸡犬不宁。平日里，鬼子和伪军除了抓八路军，还抢粮食、抢东西，都是直接问村里要，写好了条子叫来村长听令，吩咐哪天来村子里取东西，老百姓必须尽快凑齐他们条子上要的，不然又是一顿折腾。他们扫荡的时候毫无章法可循，完全是乱作一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反正是四处乱逛，走哪儿算哪儿。
那次他们在清查的时候得到了消息，说我们村里东南角上巩老梦家，据说藏着一排八路军，大概有二三十个人。于是日本人就直奔他家去搜查。巩老梦家的院子很大，而且外面还有高高的围墙。虽然院子正面开有一个大门，但是他们家的人图方便平常都是从小门出入。当天巩老梦家确实躲藏着二十多名八路军战士，由两名小战士在小门后望风，其余的人都爬到房子顶上藏好。眼瞅着日本鬼子和两个伪军直冲着巩老孟家的小门这边过来了，门后的小战士眼疾手快一枪结果了一个日本兵。那个鬼子当时刚要推门，一只脚向里迈，身子还没来得及进来呢，就一命呜呼了。
不过还是小战士的经验不足，没能沉住气，这第一个鬼子是解决了，但是后面的鬼子眼看不好，立刻掉头回去报信去了！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得到消息以后，所有的日本兵都往巩老梦家的大院奔来。隐蔽在房顶上的二三十名八路军战士必须立刻撤退，他们分头从房上往下跳，其中有一个十六七岁的战士，从房上跳下来的时候把腿摔坏了。虽然他忍着疼痛躲进了附近的玉米地里，可是没过多久，还是被日本鬼子找到并杀害了。
第二天，村里人给这名战士收尸的时候我也跑去看，大老远就瞅见他的尸体躺在庄稼地里。我胆小不敢靠近，远远地站在高坡上，后来村支书领人在玉米地旁边掘了个坑，把他安葬在那里。我记得当时这个村支书姓崔，他说：“老乡们，咱们别忘了啊……”后面说的啥我没有听清，只记得这么半句，我估计他的意思是说：“不要忘了日本人跟我们的深仇大恨”。
我们农村人平日里主要就是靠种地为生，地里种啥就得啥。自家没有的东西可以拿鸡蛋和粮食之类的和乡亲们互通有无，很少用钱交易，因此村里也就没有商店。凡是我们庄稼人自己生产不了的那些生活必需品和学生要用的文具，都得等卖货郎进村里的时候才有供应。
当时我们附近几个村子的学生用品就是靠一个叫老段的卖货郎定时来卖的，他挑着笔、墨、纸张往来穿梭于各个村庄，给孩子们带来的文具不但品种齐全，而且价格便宜，有时候碰到家境实在困难的学生他还不收钱白送。每到一个村庄他都会停留个把钟头，一是等人来买货，二是休息休息积攒力气。我们这群孩子特别喜欢围在他左右，因为只要是得着空儿，他就会坐下来给我们讲故事，都是些朱总司令井冈山挑粮、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儿童团跟鬼子斗智斗勇、八路军冲锋陷阵杀敌人……诸如此类的我们从来都没听过的革命故事。实际上，老段是八路军在县里头的交通员，用卖货的身份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更方便了革命消息能及时地传递到各个村庄，同时也顺利地传播了革命思想。
抗日根据地的红色熏陶
我们这些孩子更是备受他积极思想的熏陶，在脑海中不止一次地勾画着同敌人殊死较量的场景。很快地，我就有机会亲身尝试了一次“革命工作”。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老段像往常一样挑着担子来到我们学校，不过他这次没有在院墙下等孩子们来挑选文具，而是直接找到了我们的老师。他们在一起商量了一阵子之后，老师把我和班长柳俊德叫到办公室里。当时老段正低着头坐在椅子上吸烟袋，看见我俩进来，他磕掉烟灰，不紧不慢地说：“学校将指派给你们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和班长一听这话立刻来了精神，莫非叫我们替老段给别的村子传消息吗？等老段把整个任务交待清楚之后，我俩相视一笑。果不其然，没想到我们为革命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这么快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