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到“艺文”
因为张家口没有中学，为了让我接受系统又优质的教育，有远见的父亲早早地把我送到了北平。没有更多地惆怅于新婚的妻子，没有更多地依恋家乡的亲人，自此，开启了我另一段异地求学的坎坷经历。
1945年2月份，在老家匆忙地完婚之后，父亲就把我送到北平来，安排我在长安街那里的北平艺文学校读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二十八中学。因为当时的张家口还没有中学，如果家里有条件的都愿意送孩子到北平来念书。
艺文学校分为小学部和初中部，小学部的男生和女生都是在一起学习的，到初中以后才男女分校。而且过去的学校都是独立招生，小学毕业以后学生愿意去哪个学校上学就报考哪个学校，没有地域上的限制。在艺文学习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还有珠算。比我在教会学校和抗日小学时候的教育体制正规一些。学习成绩的考核也相对严格，每月都有一次固定的月考。
老师对班长的选拔制度有明文规定：凡是月考总成绩第一名的同学就能当选班长，第二名的同学是副班长。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都是前三名，所以当班长的次数就比较多。能够当班长自然在同学中的威信就高，所以我跟大家也都相处得很好。
艺文学校的老师对学生都挺和气的，其中有一名女老师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首先她的名字很男性化，叫张元翔，50岁上下的年纪，教我们语文。其次她还是个虔诚的教徒，一辈子没结婚，把每一个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看待。张老师特别重视我们的写作，她要求我们每天写一篇日记，而且必须用毛笔写。每天上课之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先把头天写的日记交给她检查。凡是她认为写得比较好的文章，就在下午放学之前当范文读给我们听，有时候她还把学生们写得不错的文章推荐到报社去。
我有一篇作文被张老师在班上表扬了之后发到了报社，回来她还把刊登出来的报纸拿给我看，我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一遍一遍地回味着油墨的香味。作为发表文章的奖励，张老师还从报社给我带回来一些文具，我爱不释手地拿着这些“稿费”，高兴得嘴巴都合不拢了。在张元翔老师的这种教导和鼓励方式下，很多同学都慢慢喜欢上了写作。而且出于对张老师的喜爱和崇拜，我从此萌生了长大后要当老师、从事教育工作的想法。
不过1945年的时候，北京（当时称为北平）还未光复。大街上到处都是横行霸道的日本兵，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们都得躲着他们走，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惹来杀身之祸。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得开设日语课程，这是日本人对中国百姓奴化教育的一部分。我们艺文学校也是一样，从小学部的五六年级开始设置日语课程。
学习一门外语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就连我们的日语老师也是极为不情愿的。同样都是中国人，他本不愿意替日本人对自己的同胞和下一代进行奴化教育，但是迫于日本人的淫威，最终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屈服。因此在上课的时候日语老师多半是敷衍行事，教我们念念生字、读读课文，对于学习成绩的考核并不严格。记得每次日语考试只要答完试卷就行，正确与否并不重要。抱着心不甘情不愿的学习态度和对日本人的满腔仇恨，在学了半年的日语之后，我什么都没记住。
在北平艺文上学的日子里，为了方便照顾我的日常起居，父亲把我安排在一个远房的叔叔家，这个叔叔对我那可真的是没话说，缺啥买啥，从来不用我对闲事操心，完全当我是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因此父亲也不能亏待了他，每隔一段时间都定时给他寄钱，权当作是我的生活费了。叔叔家住在琉璃厂附近，离我们艺文学校挺远的，于是他就找私人的工厂给我做了一辆自行车，让我每天骑车上下学免除走路奔波之苦。这段日子里，我每天的任务是好好学习，空闲的时候也是老老实实的，没有特别淘气、捣乱或者惹大人们生气的时候。
不过有一次倒是挺逗的，我和周沛一起出去寻找他家走丢的狗。周沛是我在艺文学校的同班同学，我俩关系特别好，没事儿总爱在一起玩儿，有时候还会约着去郊外钓鱼。当时他家养了一只小狗，我总是听见他姐姐叫那只狗“温氏、温氏”，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周沛告诉我，他姐姐是个大学生，英语特别好。我猜想这狗的名字可能很有来头，但是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后来有一天，周沛带着一个坏消息来找我：“我们家温氏跑丢了。”
这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可不得了，于是两个人慌里慌张地骑上自行车就往外跑。因为我的自行车没后座儿，周沛只能坐在前面的大梁上。我们从琉璃厂一直找到长安街，一边骑一边喊。等快到天安门的时候，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由于心里着急两个人都没留意路况，一不留神连人带车一起栽进了路旁的排水沟里。等爬出来的时候我俩都是鼻青脸肿的，样子极其狼狈，此次寻找失踪小狗的行动以失败告终。
中学进修班
小学毕业后，我到了河北临时中学的中学进修班学习，河北临中在西直门南小街，离我叔叔家实在是太远了，所以我开始了住校生活。
当年北京城里有名气的学校基本上都是私立的，比如：汇文、贝满、穆真等中学。虽然公立的也有像师大附中、四中这样的名校，但大部分还是私立中学的水平高一些。而且当时的学费相当贵，都是用粮食来算的，如果在贝满这些知名的私立学校上学，所需缴纳的学费差不多是4袋面。那时一袋面44斤，4袋就是176斤，比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还多。
我所就读的这个河北临中，属于一种救济性质的学校，学生在这里上学不用缴纳学费。每年统一发放校服，一套冬装、一套夏装。并且校方管吃管住，保证每个学生天天都有窝头吃，一星期还能吃一次白面馒头。虽然平常上课用的教材还是要我们自己花钱购买，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在这个学校的花费不高，生活相当有保障。
不过也不是谁都能随便来这里学习的，想入学就得参加河北临中的招生考试，考试成绩达到了校方的招生要求才有资格来这里读书，我当时就是以入学考试第一名的好成绩进来的。还记得我来报到的当天，学校在大门口贴出了录取名单，我的名字自然就排在光荣榜上最显眼的位置。看榜的时候大家都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的，我心里别提有多自豪了。
在河北临中，我的学习成绩也一直保持在班上的前三名。我课堂上专心听讲，课下按时完成作业，因此好学生的称号和班干部的职位都非我莫属。别看我们学校是所谓的救济形式学校，但是师资力量一点都不含糊。除了本校固定的老师，还专门在四中、师大附中等名校请来很多名师做兼职，在教学质量方面完全不输给其他中学。
记得教过我们的老师里面还有一位是地下工作者，她是安徽人，跟我们校长是老乡，凭借这个便利身份到学校来搞革命宣传工作。这位老师名叫唐蕴华，也是教语文的。据说她是当时中央某一个领导的夫人，解放以后就在军管会工作，负责接收北京的教育部门。
唐老师在河北临中的时候，总是利用课余时间教学生们学习“小呀么小二郎”之类的童谣。可别小看了这些现在广为传唱的童谣歌曲，在那个年代都是被禁止公开宣传的，因为国民党政府说这些歌谣宣传的都是共产党的思想，所以我们只能在私底下偷偷地哼唱。唐蕴华老师还特别鼓励学生们多多练习写作，她经常号召我们办自己的壁报。她说：“你们喜欢写作的就多写，千万别停。”她还说：“壁报虽然不起眼，但是锻炼人，你们干长了自然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