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到的任务正是给隐蔽在南漳村里的八路军送信，为了不引起敌人的警觉，这次决定启用两个不频繁走动于各个村庄的陌生面孔，因此我和班长就有了这个难得的大好机会。临出发前，老师再三叮咛我们：“千万要沉住气，不要慌张，有了不好的情况就立刻想办法销毁信件。”班长双手握拳，说：“如果出了事，由我来应付，你放心！”“好，就这样。”老段对我们的表现显然很满意，他用宽厚的手掌拍了拍我们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快去快回！”于是我们两人难掩心中的兴奋，背负重要的任务出发了。
在去送信的路上，我们设想了好几个遇见日本鬼子的临场应付对策。柳俊德还假装自己是驻守在村口碉堡里的日本人，对我进行问话：“你们是干什么的干活？”“报告太君，我嫁出门的姐姐她的婆婆病了，我们这是给她送点儿药。”“送药？什么的药，拿来我的看看。”“好好好，给太君您看”……这边儿我俩演得不亦乐乎，不想很快就到了目的地，路上也没碰见什么设卡的哨点。
后来我们才知道，此次任务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的完成，都是因为老段和我们老师一起商量挑选的时间非常有利。因为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太阳最毒，日本人不会选择在那个时间出来，要么再早一点儿，要么再晚一点儿。另一个是因为路途也不太远，说是五里地，我看着也就是三里地的样子，所以我们相当轻松地随着下地收工的农民一起通过了村头的碉堡，把信件安全送到在南漳村接头的王老师手里。这次的小小经历虽然无惊无险，但无形中却在我稚嫩的心灵里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早婚的学生
我还在张家口读小学的时候，家里早早地给我操办了婚事。当时但凡家里条件好的结婚都很早，甚至9岁就结婚的也不稀奇。按照老人们的意思，家里多一个人等于多一个劳动力，早来更好。所以只要双方的家庭条件还不错，都是尽量把孩子们的婚事提前张罗了。
父母指派的婚姻
可是对于我来说，这一切来的太突然了。我们北内漳村离衡水差不多有一百多里地。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回家的时候先从张家口坐火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坐火车到衡水，再雇一辆马车到老家。一路上颠簸不堪，等我到家的时候，结婚的事情都操办得差不多了。之前从来都没听见大人们说起过要给我找媳妇的事情，结果从学校一回到家立刻结了婚。因为我父亲事先就给家里写信、寄钱，让我叔叔他们准备。而且当时结婚的习俗是男方不用怎么花钱，家具什么的都是女方陪送，男方只准备房子、被子就行了。那会儿讲究“六铺六盖”，就是六床被子、六床褥子，六六大顺的意思。
我们结婚的日子按阳历来说是在1945年的2月份，估计是请“高人”给好好算过的，正好在农历正月初十，是个吉日。我和新娘子压根没见过，甚至互相姓什么叫什么都一无所知，但也稀里糊涂地在老家成了亲。
所谓的婚礼无非就是一顿喜宴，当然不会像现在的人们结婚那么奢侈，只比当时的平常人家吃的饭里面多点儿馒头和肉菜。那会儿往白菜和粉条里搁点儿肉就是最高档的饭食了。而且一般的婚宴也没有酒，有酒也不是随便谁都能喝得到的，女方来送新娘的时候就只给最德高望重的长辈预备一点儿酒以示敬意。
迎新的仪式也相当复杂：新娘子下轿以后要迈火盆，迈马鞍子。男的要射箭，拿着箭冲着新娘比划比划，寓为射走秽气和邪气。接着由司仪主持正式的叩拜仪式，新人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这还不算完，接着拜亲戚、拜朋友、拜乡里乡亲。这一趟下来，我整个人都是晕头转向的。
放眼望去四周铺满了红艳艳的装饰，每个人的脸上都堆着笑容，嘈杂的祝贺和寒暄吵得我脑子里面乱轰轰的。只知道自己像提线木偶一样被人领到这位长辈面前行礼，带到那位长辈面前叩拜，每次低头看见的就是自己穿的长袍马褂和胸前挂着大红绸子做的彩球。小时候曾经羡慕过戏里新郎官骑着高头大马胸佩大红绸缎的神气模样，这会儿亲身体验了方才知道结婚完全是个体力活，那硕大无比的红绸缎坠得我几乎要喘不过气来了。
整个仪式中，我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只觉得时间过得奇慢无比，连我头上的礼帽也似乎有千斤的重量，上面的金枝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快要遮挡了我所有的视线，因此只能不停地用手去抬它，才能让我看清新娘所在的方向。但是当时还没揭盖头，我只能在心里偷偷地猜测这个新娘子到底长什么样子，不过我估摸：她肯定也不会有多大的年纪，或许在这绫罗绸缎之下也是个和我年岁相仿的孩子。
人群吵吵闹闹地簇拥着我进了洞房，我心中暗想：“这一天的忙乱算是到此结束了吧”。哪里知道后面还有一连串儿的繁文缛节等着我们。媒人嘱咐我掀盖头，警告我不能用手拿，得用秤杆子挑下来。大红盖头掀开一看，果不其然，粉黛之下一脸稚嫩的表情无声中泄露了她的年龄。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就有人递上来一盘半生不熟的饺子，旁边理事的小声在耳边嘱咐我们必须吃下去，饺子刚一进嘴，就有人起哄。他们大声问到：“生不生啊？”理事的赶紧拿胳膊肘捅我一下，我立马会意，说：“生。”意思就是结婚之后有儿有女，无非是图个吉利。其实懵懂的我们哪会懂得其中的真正含义，只是一知半解地人云亦云，让长辈们开心罢了。
这边吃完饺子，整个婚礼仪式也进行得差不多了，由男方的家里人负责给我们新人铺床。这铺床可真够热闹的，床上本来是新铺的喜被，闹洞房这么一会儿的时间里就被折腾得不像样子了，花生、栗子、茅草，弄得满床都是，还得扫呢！
好不容易给重新铺好，闹洞房的人们这才纷纷地退了出去。留下我和满脸通红的新娘子，两个人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看天、一个望地，谁也不敢开口说话。可是门口和墙根底下躲着的弟弟妹妹们比我们轻松多了，他们嘻嘻哈哈地闹成一团，说是来偷听新人说话，倒不如说是给屋子里的我俩添乐子。就这么白白地蹲了一个晚上之后，大家终于觉得无聊了便各自散去。大概这么过了三天，我和她才慢慢地开始找话攀谈，虽然还是没有多少话语，但最起码知道了对方的姓名和年龄，也都没那么害羞，敢拿正脸看人了。
我对新娘子的第一印象很好，她人很和气，而且和我比较说得来。我们家人对她的评价就是：知书达理，孝敬公婆。毕竟她的家庭条件好，按照家庭成分来说属于地主。因此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处事有分寸，能做得到上下和睦。但是我从跟她的聊天当中了解到，她的父亲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死了，姊妹两个由她的母亲一手抚养到大，所以也是急着能早点儿结婚的。而且旧社会又不主张女子上学读书，即使家里生活富裕，也没能进到正式的学校，所以识字不多。
之后还待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跟现在新人们过“蜜月”差不多。那时候农村也讲究“蜜月”，主要是让两个人熟悉熟悉，以便更快地适应婚后生活。不过这场极为匆忙的婚礼并未对当时的我有多大的影响，一月期满，我又起身到北平上学去了，只留下刚过门的新娘子一个人在老家，跟着家里的大人们过日子。
过去结婚都讲究门当户对，找对象都是要找两家的生活水平差不多的，这样男方才敢娶，女方才敢嫁。一般家里有钱的都不愿意嫁给生活条件差的，反之亦然。我们家里的生活还算富裕，所以理所当然地给我找了这个地主家的小姐，也算是门当户对的一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