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任课老师比较老实，想法也比较单纯，这在学生的眼中会留下一种不好的印象，认为这个老师讲课的质量不好。于是，这部分学生可能会在老师上课的时候捣乱，破坏课堂纪律，使得老师无法顺利开展课程。任课老师将情况反馈给我这个班主任后，我负责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同时，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成绩，我也积极和任课老师沟通，共同研究改进课堂教学的方法。
主题班会是我常使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要教学和管理中发现了问题，我认为有必要组织一场主题班会把发生的主要问题和同学们沟通交流的话，那我就会着手安排。班会上，同学们各抒己见，我们师生一起思考，找出最合适的解决之道，一起制定奋斗的目标，真正落实到我们未来的学习工作当中去。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尊重学生的看法，也注意定期和他们沟通，这样便可以把许多问题防患于未然。
记得那是30年前的事情了，我班上的一名同学郭春英对待工作非常认真，因此受到我班师生的信任，选举她担任班长一职。但是她的学习成绩并不出类拔萃，这给她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我了解到此事后，和她进行了一番沟通。她承认，本身家中事务已比较多，如今还要再兼顾自己的学习和班长的事务，有些力不从心，不想再干了。我积极地做她的工作：“学习和班干部工作并不矛盾，你完全可以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胜任班长的职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我都能及时发现，并做出正确的处理，我无愧于自己的教师工作。
再说当时的社会环境，1976年时，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尾声，学校的学习其实还没有完全走入正轨。那时开展的教学工作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全凭个人自觉的。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认为，无论社会风气如何，只要我们还有课本，还有教学大纲，那我们就可以顺利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可以把学生教好。我始终秉承朴素的劳动态度来对待我的工作，绝不因为社会环境动荡不安而为自己找误人子弟的借口。
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但在当时，国家并未对此事多加报道，具体情况我也不得而知。只是记忆里，我和同事都已经休息了。那天后半夜，地震的余波扩散至北京。我的同事感受到震荡急忙跑了出去，而我睡得比较沉，等我跑出去的时候地震已经过去了。地震发生以后不久，学校开始放暑假。返回家后，我们在家里搭了一个地震棚，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而针对唐山大地震这件令人伤痛的事情，我也捐了些钱物表达自己的哀思。
我在司营子中学任教仅仅1年时间。
任教番字牌中学
1977年再次调动，我被派到了番字牌公社番字牌中学任教，这里也是公社的一所重点学校。
这次的教学不同于前两次的教学。首先，番字牌中学是面向全乡招生的，学校里的学生有来自各个地方的，其中甚至还有我的老家和同村的学生，我们之间非常熟稔。面对这些和我来自同一块土地上的孩子，我内心感觉亲切。同时，使命感也更重——不把这些孩子教育成才，我无颜面对家乡父老。因此，我的压力也更大了。再者，来到番字牌中学任教，我改为代初三和高一年级的语文课。这两个年级的学习本身就有特殊性，需要我摸索、改变自己的教学和管理方式。
来到番字牌中学之后，我没有继续做班主任，而是只担任这两个年级的语文课老师。对这两个年级情况的把握，我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针对即将毕业的初三学生，他们的学习完全是围绕升学进行的。虽然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但是学生面对中考还是存在压力的，学校也有升学率等方面的指标。为了能够让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我按照公社文教组的总体要求，按照出题组的思路，根据教学考核的要求设立课程，撰写教学方案。而面对我的学生，我抓紧训练他们的基础知识、基础技能，在不断地巩固和训练中提高学生们的语文水平。毕业班的学生比我之前所教授的初一、初二的学生更为认真，也更为自觉。作为一所公社的重点中学，番字牌中学的学生素质更不必说，都是经过选拔的好学生。这些学生的文化基础比较扎实。老师举一，他们能反三，能够很好配合我，并得到快速提升。
这只是普遍性教学，面对不同学生的不同问题，我还要因材施教，针对他们未来发展的不同趋向，为他们“度身定做”最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对那些偏科的学生我也是保持着“随时发现，及时矫正”的态度，鼓励他们在表现较差的科目上多做努力，多与科任老师交流，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上的付出是双方面的。初三学生面临着的是毕业和升学，因此，他们对老师的要求也十分严苛。那些学习好的学生知道自己要努力，而学习差的学生只能靠老师在旁鞭策指导。这样，他们日后共同站在升学考试的激烈战场上时才不会因为自己曾经的懈怠而后悔、懊恼。
除了面对升学的初三学生，我还要为初入高中的高一新生上课，这其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而这也是我第一次为高中学生上课。初三学生为了升学，一切训练都是为了查缺补漏，而高一新生则是刚刚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正处在转型期，在学习上需要打好基础。经历了初三一年枯燥学习的煎熬，升入高一的学生在精神状态上显得格外兴奋，像是笼中之鸟终于重新飞向了天空。少了初中时沉重的升学压力，多了对新生活的好奇与向往，他们在学习上难免存在懈怠。身为老师，我首先要做的是从心理上调整学生的状态。学生的心理调整好后，我所设计的教学才可以更为有序地开展。
而仅以我的语文课教学来说，虽然番字牌中学已经算是公社中数一数二的名校，但受整个社会条件的局限，那时并没有投影仪之类的辅助教学工具，课外内容也不多，我能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十分有限。语文是文科科目，它本身涉及的内容很广，是需要积累和沉淀的科目。而作为一名学生，他们每个人的课业压力都很繁重，我不可能让他们将全部重心都转移到语文课上。为此，我有重点地训练学生的作文。在写作的方法上给予学生指导。
如今的学校注重对学生能力方面的培养，而过去则是偏向传统教学，授课多是以书本和教学大纲为主。就我个人而言，我偏爱古典文学。工作之余，有感而发，便会写上一些古诗词，记录下来。但在教学方面，我并不苛求所有的学生一定要达到何种程度，只是量力而为，在其已有的水平上尽力提升。
抒怀之作
此间，激荡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位于深山，政治信息相对封闭，多是从广播或报纸中了解到的。当时，学校有几个来自北京的教师，他们的家庭背景与我们不同，偶尔也能传递一些中央的信息。
而作为我执教的第三年，我的工资也从最初的32元增长到了42元，一切都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任教石湖根中学
1977年在番字牌中学教书的时候，我依然骑着我的飞鸽自行车，保证每周末回家看望我的母亲，这辆车一直陪伴我，直到我离开番字牌。那时，我的母亲已年近花甲，但还要一个人在家务农种地。我不放心她独自一人生活，于1977年暑假，主动向文教组提出了调动请求。幸运的是，我递送调动请求的同时，恰逢我家旁边的石湖根中学缺少一名管理人员，上级遂调派我前往，任学校负责人。我在教学生语文课的同时，还负责管理学校的其他几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