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儿
1963年5月，我的女儿杨爱宁出生。
当时天气不冷不热，气温适宜，加上我母亲来侍候我月子，我的身体状况也比较好，所以她很幸福，长得白胖白胖的。因我母亲不适应青海的气候，9月份又回北京了。当时找的保姆也很好，会做饭，做衣裳，所以吃穿都照顾得很周全。女儿长得越来越胖，脸长成三角形，胖乎乎的，谁见谁爱，经常有同事接走，半天不送回来。
快生小儿子时，保姆不伺候月子走了，我又找了新保姆。因与保姆不熟，孩子的父亲正被监禁，加上我在医院待产，女儿整天喊着“要妈妈”，还好同事王凤青带她到医院去看我和她弟弟，这才高兴了。此后每天，她都要叫保姆带她去医院，来到医院又不想回家。
我出院后，女儿回家也不出去玩了，整天看着弟弟，有人跟她开玩笑说：“我来抱你弟弟。”她心急地不让人进门。三岁多就和她弟弟到托儿所入托了。每星期六回家，星期一送去。女儿在托儿所里不守园规，经常带着弟弟和一个街坊的孩子往家跑，被托儿所阿姨追回。有一次快到家了才被阿姨追回，那个阿姨受到了批评，此后她的行动阿姨都特别注意。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下放到塔尔寺农场劳动，我把她和小儿子带到农场。我劳动她也不闲，除了模仿我们的劳动，有时看到其他小孩拾马粪，她也要背斗、粪叉到路上拾粪，十一二岁时带着弟弟开荒种土豆。总之，女儿十分热爱劳动。从会走路开始，她学习拉风匣，洗手绢。上学时，学校离家五六里路（1千米=2里），中午不能回家吃饭，我给她带上鸡蛋馒头等，而她却把鸡蛋换别人的青稞面馒头吃。
因贪玩和不爱护自己的东西，女儿经常把自己的东西丢掉。七八岁时偷偷用公家的二八自行车学会了骑自行车。七八岁时起开始承担家务活，因她父亲工作地点离我们七八十里路，一两个月才能回来一次，若我出差，女儿就给她弟弟买饭或做饭。女儿十二三岁时，我经常出差晚上不回来，她带着弟弟睡觉，那个时候我们住的是平房，还有自家小院，姐弟俩在小院里养鸡。晚上鸡被偷了，早晨起来喂鸡时鸡没有了，姐弟两人就大哭起来，街坊告诉我的单位，单位人告知我，回来后孩子告诉我：“咱家6只鸡全没了，我们害怕，你再别下乡了。”当时我也哭了，但我又不能不下乡，就请街坊的孩子做伴，我又下乡去了。
为此，我和爱人商量请陕西老家（爱人老家）的八嫂（堂兄弟大排行中为八嫂，亲兄弟排行中为二嫂）来给两个孩子做伴、做饭。大约一年多之后，八嫂的儿媳妇生孩子，她回老家伺候月子看孩子去了。八嫂脾气好，人品更好。两个孩子都很喜欢她，她走时我们全家人都舍不得，爱宁还哭着不叫他八妈走。我们全家感谢她给我们的帮助。她走后我们隔几年就会回去看看她。2010年国庆节我们又看她时，她已90岁高龄，身体仍然很好，还能看护孙子。
女儿特别爱护弟弟，除了给弟弟做饭、洗衣服外，若有人欺负了她弟弟，她不但找那个孩子说理，还找孩子的父母理论。如同院赵莲的两个儿子打了敬东，女儿找到赵莲家说理，直到赵莲替孩子赔礼道歉后她才回家。从此孩子们都不敢欺负敬东了。
女儿还有个爱好，有点零花钱就去买线钩桌布、沙发罩、床罩。爱人调去西宁，把小儿子带去上学了，我常出差，女儿一个人在家我又不放心。考虑北京有她姨，学校的教学质量又好，我把她转到了北京159中学上了两年高中。
她在初中时学的是英语，到了高中又学日语，还是从半路学，她又学不懂，就把外语这门课放弃了。因为是借读生，高考还不能在北京参加，女儿最终还要回到青海参加高考。因缺少一门课，女儿高考落榜，之后参加工作。
女儿当时在湟中县建行工作，后又调西宁建行工作。因没有上成大学，她又不甘心，恰好1985年9月财经类大学招在职人员。考试后，她被内蒙古财经学院录取。两年后，女儿大专毕业，又回到青海西宁建行工作。此时我爱人因病住在北京，小儿子在大连上学，女儿和她堂姐二人住在西宁。
我爱人生病住在北京时，女儿在西宁上班也放心不下她父亲，我一人在北京伺候又太累。那时正在召开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我表哥在参加会议期间到我舅舅家看望时知道此事，他帮忙把女儿调到了丹东市驻京办事处工作。这样，女儿也能帮我照看她父亲。女儿来后，我的负担减轻，但她牺牲了很多。她在西宁建行工作的同班同学均提升为科长和会计师，只有她没有。因为办事处没有这些编制，只是一般工作人员，办事处主任才是副处级。她在北京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她哥哥身体不佳，患有支气管哮喘，发病了就由她带哥哥去医院看病，舅姥、舅爷病了也需要她陪着看病。弟弟结婚也是她一手筹办的，她的婚事也是自己筹办的。
女儿自己舍不得花钱，但对他人却十分大方，尤其对我和她的孩子。如她的牙坏了需要镶上，拖了两三年她也没舍得去镶。给我买吃穿用都舍得，尤其买吃的，上次买的没吃完又买新的回来了，她和弟弟出钱，她侄女施工把我的房子装修得很适用。还给我买了电视机、热水器及一些小的家用工具。孩子上学买资料、请家教花多少钱从没打过折扣。
我们祖孙三代人做事、看问题、思考的角度都不一样。她说她的对，我说我的对，矛盾就会出现了。现在，女儿做事情都会慢慢征求我的意见，不是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孩子上学住校，她也搬回自己的家。星期六或星期天来我家，帮助我打扫卫生。她1988年从西宁建行调到丹东市驻北京办事处做会计工作，20世纪90年代调到了中国银行北京市某支行。她在银行最初是在柜台上做出纳业务，后来负责管理公积金，虽然她不是领导，但她做这个工作认真负责，一直到现在依然在这个岗位上。
我的小儿子
1965年，我怀小儿子杨敬东4个月时母亲去世，接到哥哥的电报已经是第二天了。听到这个噩耗，我当即懵了，与爱人商量后决定不回天津给母亲送葬。原因是我们去西宁乘车需一天，西宁到北京的火车是隔天一趟，一趟需四十多个小时，再由北京换车去天津，这样一来最快也得四五天，再加上“四清”运动那时已经开始，所以没见着母亲最后一面，我直到现在仍感到后悔。
小儿子出生前3个月，我爱人被监禁，家中只有我和两岁的女儿，保姆早上来晚上走。快生他时保姆又因为不愿意伺候月子不干了，所以只好又找了一个保姆。保姆刚来两天，我感到肚子有点不舒服，晚上去医院住了下来。晚上没有生，我不放心年幼的女儿，天亮了又回家看她，快吃早饭了，我与保姆、女儿去食堂买饭时，饭刚买好，肚子痛起来了。我叫保姆带着女儿回家，自己直接去医院，可走到半路羊水就破了，这时碰到县工会主席吴培宾同志，他找了一个大卡车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就生了。
因母亲去世，爱人被监禁，我在怀孕期间压力特别大，小儿子也受到我的影响，他出生时特别瘦小，满脸皱纹，像个小老头。我的奶水也不够吃，当时曾想把他送给我哥哥抚养。因我爱人那时被监禁，也不好跟他说此事。等他回家时，我和他商量，但他坚决不同意，并说要带孩子回老家。
小儿子一岁多时就送托儿所全托了，因为身体弱，我还给他买点鱼肝油带到托儿所吃。1968年我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时，把他和他姐姐带到农场。1969年我被调到平安砖瓦厂时，小儿子才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