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抗日政府来呀来领导，
来呀来领导！
这首歌，表达了曲阳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对共产党拥护爱戴之情。曲阳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8年的抗战，对我来说也是不平凡的8年。我由一个懵懂的小孩子成长为一个积极抗日的青年。我14岁入党，经过当村干部、区干部的重重磨练，经过和敌人的步步斗争，在抗日的烽火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可以说，抗日战争奠定了我的人生基础，是我前进的力量源泉。
转战各地，迎接新中国
1945年9月曲阳城解放后，中共曲阳县委、县政府进驻曲阳城。我被调到县财政科协助工作，之后又调到冀晋行署永德昌、转运站当会计。然后随晋察冀边区贸易总公司转战阜平、曲阳、唐县，又经曲阳往行唐，又回到曲阳。边区贸易总公司于1948年春迁至定县，当年8月又由定县迁到平山，并更名为华北贸易总公司。不久，华北贸易总公司移驻元氏县北铜冶，1949年1月进驻天津，又一路凯歌进北平。这期间，我就随着单位转战各地，迎接新中国诞生。
曲阳县财政科帮助工作
中共曲阳县政府进驻曲阳城后，城内到处都是日军侵略留下的种种创伤，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工作繁多，人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被调到县政府财政科临时帮助工作，负责征收公粮、公款，记账、算账，整理材料等工作。
那时候县政府门口都有军人站岗，给进出的工作人员敬礼，但他们唯独不给我敬礼，因为他们看我年岁太小，根本不像工作人员。
我从小就热爱学习、善于学习，并逐渐养成一种走到哪学到哪的习惯。县政府门口有块石碑，是明朝一个叫赵岱的县长立的。碑上写着“蔺相如故里”、“文武官员到此下马”等文字。我见到了石碑，又把以前看过的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等故事与石碑相联系，就明白过来，原来大名鼎鼎的蔺相如就是曲阳人。
冀晋行署永德昌转运站会计
从“跑腿的孩子”到顶梁柱
我在县财政科帮助工作到1946年3月，曲阳县城关区的干部有一部分被调往东北了。为什么调干部到东北呢？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据聂荣臻回忆说：“8月15号日本法西斯投降后，在这历史转变的关头，毛泽东同志要我们暂时留一下，开了一个短会，研究日本投降以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由周恩来同志连夜起草了一个文件，决定全军的重点任务是尽量多占领一些地方和主要交通线，同时，要高度重视东北，决定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去东北开展工作，争取东北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因为早在“七大”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在一次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特别重视东北，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地区，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在中央文件的指示下，城关区区长郑立章和其他一些同志赶赴东北开辟新区。而我留了下来，被分配到冀晋行署所属的曲阳县国营永德昌商店当会计。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由一个从事行政工作的区干部，转行到商店当会计，一开始还是有很多不习惯的，觉得一切都很生疏，而商店里的人也只认为我是个来跑腿的孩子，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一直到我打算盘算账的本领显露出来，商店的人才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商店每天都要结账，由一个人报数，几个人打算盘计算。算好后，一个人报计算结果，其他人与他比对数据，若数据都相同，则说明计算结果正确，可以作为记账依据；若几个人的数据不一致，则说明计算有误，就得从头再来，一个数一个数地再计算一次，然后再进行核实，看谁的算盘打得准确。经过多次的实践，大家都发现我的算盘打得最快、最准，没有人能超过我。
到了后来，每次报数时，其他人谁也不敢先报数，恐怕自己计算有误，都等着我报数，然后大家一起说对。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大大提高了商店的计算效率，同事们也因此给我送了个“铁算盘”的美名。从那以后，我不再是永德昌“跑腿的孩子”，而是打流水帐的顶梁柱。
利用小黑板搞宣传
我从小就喜欢写字，把练字当成生活中的艺术陶冶。我上班的永德昌商店有块小黑板，我就把它充分地利用起来。每天我都把报纸上的好消息用粉笔摘录到黑板上，挂在商店门口，供赶集的百姓看，向群众搞宣传。商店经理张进恒问我怎么想到了这个点子，我回答说：“既练习了硬笔书法，又搞了宣传，何乐而不为？”张经理是共产党的老干部，他看我字写得很不错，摘录的消息也简洁明了，觉得我一个16岁的小青年就如此谈吐不凡、言之有物，将来一定有出息。
到阜平学会计
在永德昌工作没多久，我又被调到阜平受培训学会计。之所以去学会计，是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以前，我们对蒋介石是“洗脸政策”，即揭露他反共的一面，揭露他不抗日、打内战、搞摩擦，积极反共反人民的一面，这样揭露他真面目的政策就叫洗脸政策。而后来的政策叫“杀头”，就是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要接管大城市、大企业、大银行，没有会计人才行吗？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办会计训练班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培养会计人才。
1945年8月23日，我八路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了张家口。1946年秋天，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10月10日，傅作义的骑兵突袭张家口，张家口失守，很多人退到了阜平。蒋介石的飞机也经常追到阜平轰炸。
我们的训练班就在飞机的轰炸间隙中，举行了开班典礼。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在村边的树林里找个地方把黑板挂上，老师讲课，学员们坐在地上听课。我们每人背一个书包，装着算盘和账本，拿着一块木板垫在腿上作笔记。当时我们学的是西式会计，横着书写，用的是阿拉伯数字，即1、2、3、4、5……原来的会计都是从上往下竖着写，用的是苏州数码。现在学横着记帐，从左往右用阿拉伯数码书写，比竖写记帐的方法更先进、更快捷，这是中国会计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位会计专家，他边讲课边练习，注重讲练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会计训练班实行军事化管理，吃饭时要排队打饭，然后把饭菜放在桌上，等值班人员吹哨，大家一齐端碗吃饭。我那时候年纪小、吃饭慢，吃了一碗再去盛饭就没有了，常常吃不饱。当时班里有位女同志，岁数比较大，我们都叫她大姐。她告诉我一个吃饭的窍门——头一碗饭少打一些，吃完了之后，再去盛满满一碗。她这个办法真灵，虽然我还是吃饭速度慢，但这样打饭也能细嚼慢咽、不急不慌地吃饱肚子了。我们每天都吃小米饭、萝卜条汤或豆腐汤。
1946年冬，会计训练班结业，我们这些学员是边区经过培训的第一批会计人员。我被分配到冀晋行署转运站当会计，转运站在曲阳县程东旺村。当时转运站的主要任务是运输肥田粉（即化肥）。运输肥田粉不是为了给庄稼施化肥，而是为了军用，它是制造炸药的重要原料。当时蒋介石军队疯狂向解放区进攻，为了保卫解放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我们需要大量制造炸药，肥田粉的用量很大、很急，转运站的任务就是负责将敌战区收购的肥田粉，及时转运到有关兵工厂，制造弹药。我在转运站工作了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1947年5月又奉命调到冀晋行署贸易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