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点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向敌人要粮的措施，在实践中也收到了很不错的效果，从此以后，城关区的财政工作就出现了新的局面，财政收入明显增加。
扩军干部会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晋察冀军区为了迎接抗战的更大胜利，下达扩军（即征兵）命令。城关区开会研究，决定召开村干部会，布置扩军任务，动员青年参军。但会址选在哪个村又是个问题。
1945年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县拔除了28个敌人的炮楼，俘虏伪军政人员四百余人，剩余的小股敌人一般不再敢离开据点。在这样好的形势下，不可避免有的人会产生麻痹思想，说：“在哪村开会都行。小鬼子不敢出来了。”但我觉得，开会的地点还是离敌人远点好，俗话说，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还咬人。日本鬼子大势已去，但还可以垂死挣扎。应该吸取我们在房上睡觉遇上敌人的教训。郑区长也同意我的想法，他说：“现在抗日形势比以前好多了，这是我们用血汗取得的，要珍惜。但我们不能麻痹，如果麻痹就要付出代价，人头就有落地的危险。”因此决定：某日晚上在某村召开各村有关干部会，这个村干部负责通知，届时必须到会，不准缺席，因为这次会议很重要。
扩军干部动员会召开的那天晚上，郑区长主持会议，我坐在炕沿上，守着炕桌上的油灯，拿着《晋察冀日报》和笔记本，相互参照着给大家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和我国的抗日战争形势。
在国际上，1943年9月，中、美、英三国在缅甸战场上开始反攻，日军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1944年，苏联红军连续对德国进行歼灭性打击，歼灭和俘虏德军200万，收复了全部国土，把战争推进到了德国境内。1944年5月，英国和美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与苏联红军形成对德国的夹攻之势，加速德国法西斯走向灭亡。
国内形势，八路军、新四军自1944年的局部反攻以来，频频出击，节节胜利，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敌人据点250多个，光复大片国土，解放人口1700多万。到1945年春，全国已有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等19个抗日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已发展到91万余人，民兵220万人。不断扩大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了对日军占领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的包围。
拿曲阳县来说，1945年以来，拔掉的敌人据点有：诸侯、邸村、高门屯、东口南、臼山峡等共计28个，俘虏伪军政人员四百多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这些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人民的志气。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也取得了显著的战绩：建立伪军政人员关系二百多人。其中，中、上层人员有：伪警备队总队长乌迁桥、大队长冉洪元、小队长卢中连、文书李长顾、警察所长贾星尔、伪治安军营长华有棉等。这些关系可不能小视，敌工部长董玉峰被捕后就是靠内线脱险的。
介绍完这些背景后，我又把话题转向了扩军工作，我说，经过近八年的努力，我们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形势喜人，但俗话说“行百里半九十”，我们还要付出更大努力，搞好扩军工作，壮大我们的八路军，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把日军鬼子彻底赶出中国去，使全国的老百姓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
我就这样结合实际，边读边讲，讲得具体生动。村干部听我讲了那么多好消息，都觉得很新鲜，很受鼓舞。有的村干部还高兴地说：“快要胜利了，小日本真的成了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我年仅15岁，讲话还带着童音，但能边读报边讲，不慌不忙，有条有理，把道理进得清楚明白。许多干部都夸赞我说：“区里那个孩子真行！”我听了心里很高兴。
这次会议之后，扩军工作就在城关区迅速展开，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父送子，妻送郎，出现了扩军的大热潮。我陪同郑区长到各个村指导工作，顺利完成了扩军任务。
抗战胜利，曲阳解放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面沿1200公里战线，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的战略后备军关东军，大举进攻。
8月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的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蒋介石于8月11日，命令解放区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还命令日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
晋察冀军区于8月11日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发出最后通牒，限期在48小时内令所属日军缴械投降。
日军拒降后，晋察冀军区以主力11万余人，民兵63万余人，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于8月13日致电国民党蒋介石，坚决拒绝他的错误命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出关于日军受降第一号命令，声称所有在中国（东北除外）的日本陆海空军，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军队投降，不能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同时，美国用各种方式把国民党军队运往大城市和主要交通战线去“接收”。
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其所属部队，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听候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人民军队投降。同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英、美、苏三国政府，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下，有权接受被我包围之日伪军的投降，有权派遣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盟国处理日本投降事宜。
在这历史发生变化的时刻，八路军、新四军在延安总部的指挥下，对日军发动了全面反攻，从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和美国的阻挠，人民军队未能解放已被我军包围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日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签字，标志着抗日战争的结束。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春，曲阳县委和县政府从天山区迁到下河区。县委在大赵邱村成立“进城委员会”，组织干部学习“进城守则”，并部署了战斗任务，准备进攻曲阳城。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但是，驻曲阳日军由于执行蒋介石的错误命令，拒不向曲阳人民政府和八路军投降。部队和县里派人持公函敦促其投降，日军推辞，要请示上级，再做定夺。拖至9月3日凌晨，被包围7天的曲阳城日伪军仓皇向定县逃窜。曲阳城宣告解放，曲阳县委、县政府随即进驻县城。
日本鬼子投降了，曲阳城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全县人民无比高兴，敲锣打鼓扭秧歌，庆祝抗战的胜利，庆祝曲阳解放。为此，人们还创作了一首歌：
咱们的曲阳城解放了，
咱们的曲阳城解呀解放了！
家家户户高呀高声笑。
欢迎咱们的八路军胜利把城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