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刘少奇依据“十二月会议”精神，向中共中央提出合并晋察冀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建议，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于5月9日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
8月16日，华北人民政府于平山成立，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
我返回定县几天后，华北人民政府就成立了。边贸总公司由定县迁到平山，改为华北贸易总公司（以下简称华贸总），隶属于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姚依林任工商部部长，林海云任副部长兼总经理。当时华北贸易总公司下设四个处：一处搞对外贸易，二处搞国内贸易，三处搞运输，四处搞物价。我被分配到一处当科员，王晓楼是我们的处长。我们的办公地点是地主的房子，由于我们的人员多、车辆牲口多，我们占了一大片地方，搭了好多大席棚。
2001 年6 月，宿世芳夫妇和林海云部长在杭州西湖合影
左起：宿世芳、林海云、刘钢
遇难呈祥
国民党不甘心在华北战场的失败，经常派出空军袭扰、轰炸解放区后方机关。我也在此时经历了一次生命危险。
记得那是1948年麦熟季节，华贸总公司由于驻地目标大、房舍好、院落大、席棚大又多，被敌人误认为是华北人民政府的所在地，成了轰炸的重点。一天上午，国民党派出六架飞机对我们狂轰滥炸。我记得当时一听到敌机的轰炸声，别的同志都迅速地躲到了野外，我因为收拾文件迟了一步，被截在了前院。敌机先是用机枪扫射，后是投弹轰炸。我听见“轰”地一声巨响，就赶忙跑到后院去看，后院已经被炸平，就在这一瞬间，我刚刚脱身的前院又被炸毁了，真是太惊险了！当时我已无处存身，只好只身跑到野外，一直躲到太阳下山时才回来。先回来的同志看到我们的前后院都被炸毁，以为我没有逃出来，必定已经牺牲了。后来竟然见我毫发无损地回来了！这真是遇难呈祥，大家都喜出望外。
多年后，在外贸部的大会上，林海云部长讲到当年敌机轰炸的情景时，还戏说：“宿世芳不怕美国飞机。”大家听了都惊讶不已。
那次轰炸，只有我和一位大师傅没有及时逃出去，大师傅不幸牺牲了，而我侥幸脱险，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大轰炸过后的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上午在防空洞里躲飞机，下午出来工作。我们都知道，下午飞机就不会再出来了，因为它下午出来晚上就飞不回去了。
敌机轰炸之后不久，华北人民政府迁驻元氏县南铜冶，华贸总迁驻元氏县北铜冶。工作中对外贸易来往的电报很多，我负责抄写电文、起草电报文稿，王晓楼处长过目审阅、修改，总经理林海云签发。电文的要求很高，常用文言文书写，年月日都有代码。王处长当过老师和县长，他的文化水平高，经常指点我如何起草文稿，还帮助我修改电文，在他的教导下，我潜心学习，进步很快。渐渐地，我的电文书写得内容准确、整齐美观、文言文水平也大有长进，这引起了林海云对我的注意。开会时，他常叫我到他身边坐，跟他谈话。
送黄金单据
当时中央有一个特别会计科，为中央专管黄金。解放区的黄金都要统一上缴给中央，报送单据，黄金留在原解放区，再由中央调拨使用。
1948年秋，林海云点名我将一套黄金单据报送给中央特别会计科。我就从华北贸总驻地元氏县北铜冶出发，骑着自行车，经过石家庄，涉水过滹沱河。秋天的河水已经有些凉意，我不会游泳，一下河就晃晃悠悠，站不太稳，不免有些发怵，幸好遇到了一个救济总署的干部，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顺利过河。过了河，我来到西柏坡村，找到特别会计科，将黄金单据交给了赖祖烈同志，又写了收据，这一特别任务就顺利完成了。
给朱德总司令送钢笔
那时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尤其是办公用笔比较缺乏，农村小学生用的铅笔都是从敌占区购入的。1948年，我们华贸总公司从敌占区购进一批派克钢笔，准备供中央首长用。
那年冬天，林海云派我去解放军总部将一打（即12支）派克钢笔送给朱德总司令。林海云和朱总司令是旧相识，红军时代，林海云曾任朱总司令作战科科长。
我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想着这次出差不用发愁过河，兴许还能见到敬爱的朱总司令，心里就特别高兴。于是我骑上自行车，一路上铆足了劲，猛蹬快跑，没一会儿就来到了位于石家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我找到了朱总司令的参谋潘开文，把钢笔交给他。
正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朱总司令进来了，问：“车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就在门口。”潘开文回答。
紧接着，朱总司令就转身大步走向门口，乘车走了。
我亲眼见到了朱总司令，心里异常高兴、异常激动。时隔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初的场景，常常满怀自豪地跟别人提起：“那次在解放军总部，我离总司令最近，看得也最清楚。”
欢呼天津解放
1948年冬，华北贸总主要是为平津战役服务，积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重点是为参加战斗部队提供粮食和取暖燃料。
华北贸总在平津外围设立了军工器材采购，采购前方急需物资。天津是华北的最大商贸城市，为了解天津的动态情报，华北贸总设立了商业信息中心，架设了电台，与天津郊区的电台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掌握有关商业信息，如物资供求、物价行情、货市比价等。综合分析研究，及时作出解放区相关物资的调配，以保障前线的需要。
1948年底，形势发展比人意料的还好。我每个星期都到南铜冶去听姚依林的形势报告，听他讲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讲哪里打了胜仗，解放了哪些城市，以及平津战役的进展情况。他的报告里胜利的消息一串串，北平、天津的解放指日可待。形势喜人，同时也形势逼人，他号召同志们努力工作，为解放战争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外贸易处专搞敌占区贸易，有一部电台，设专门人员收听。1949年1月15日那天，电报收听员首先听到了天津解放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由自主地高喊了一声：“天津解放了！”他这一喊，我们几个年轻人都被惊醒了。听到天津解放的消息，我们都激动不已，外衣也没有穿，就跑出来高喊：“天津解放了！天津解放了！”正在我们欢呼雀跃之际，王晓楼处长来到我们跟前说：“天津解放了，就不穿棉袄了？这大冷的天，忘乎所以感冒了怎么办啊！快回去！”
带队进天津
天津解放后，华北贸易总公司决定搬到天津。林海云总经理率华贸总机关由元氏县进天津。林海云时任天津市军管会党组成员，参加财经领导小组工作。
当时，我和李郁生科长等人留了下来，处理仓库里的一批物资。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库存，根据物资的用途，调拨给有关部门或单位。
1949年4月份，我接到天津发来的调令，要求我尽快到津，给林海云当秘书。李郁生科长决定由我带队、天津人老迟当参谋，带领大家乘火车去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