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边区贸易总公司文书
冀晋行署贸易管理局的驻地在阜平县史家寨附近的石猴村，我在那里任贸易管理文书。1947年夏天，我又被调到晋察冀边区贸易总公司（以下简称“边贸总”）。边贸总设在唐县罗庄。接到调令后，我就背着行李，挎着背包，带着一个喝水的缸子，步行前往唐县边贸总。途径曲阳，还顺便回家探亲住了几天，然后往曲阳下河镇到唐县边贸总报道。我刚到那没几天，就遇到了国民党军队袭击唐县，于是，我又随着边贸总转移到行唐县。由于当时晋察冀第四纵队军部已经驻防行唐，一个县驻两个大机关有困难，所以不久后，边贸总又从行唐县移驻曲阳中河流村。我背行李、挎背包，三出三进曲阳，走阜平、曲阳、唐县，又从唐县往曲阳到行唐，再由行唐到曲阳，这样背着行李转辗步行了几百里，虽然一路上艰辛异常，但也得到了锻炼。
刻印工作中学文化
我在边贸总的工作还是当文书，当时边贸总有四个文书负责刻写蜡版，印刷文件。所谓刻蜡版，即把蜡纸放在钢板上，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字，将刻好的蜡纸置于油印机上，展开铺平，用油墨滚子印刷。这是一项技术工作，首先字要求写得好，在蜡纸刻字，不比在纸上写字，用力过小蜡膜刻不透，印不出文字来，用力过大容易将蜡纸刻破，印出来是一片墨迹，不显文字。所以刻写蜡版用力要适当，字要写得工整好看，这一道道工序，功夫全在手上。
四个文书之中，我的年龄最小，字写得最好，蜡版刻得也最好，印刷质量最好，所以领导们有了文稿都让我负责刻印。因此我一天到晚忙得很，而另外三个文书却闲得没事干，在院里玩篮球。我丝毫不计较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学习机会，因为刻印的文稿都是有学问的人写的文章，用的词句、标点符号，都是经过推敲的，都是标准的。因为我没有念过什么书，我就把刻印这份工作当成了学习。标点符号的使用，个人感受的表达，都是在工作中学到的，甚至什么叫“但是”，什么叫“然而”，都是那个时候学会的。记得一位名人说过，读书时是学习，使用时是更重要的学习。我做这个工作就是学习的最好机会。后来，领导们有稿子都争着让我刻印，我根本忙不过来，“边贸总”研究室就提议把我调到研究室，专门刻印一个叫《边区贸易》的刊物。
刻印《边区贸易》
《边区贸易》是晋察冀边区贸易总公司指导工作的一个内部刊物，每个月出一期，有时因工作需要，不到一个月就刻印一期。排版、刻写、校对、印刷、装订，这些活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干。那时候也不用订书机装订，而是用锥子扎窟窿眼，再用纸捻订上，最后用锤子把砸平。印好后，我一本一本地装订整齐，每期都有一百来册，发给边贸总公司下属的每个公司一份。我干这工作特别积极，大家都说我的字写得清楚、好认，我也因此经常受到表扬，心里很高兴。
《边区贸易》里刊登的都是晋察冀边区有关贸易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是很有针对性的指导性文件，对推动边区贸易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每刻印一期，我自己都留存一期。时间久了，攒了一大摞。进天津时，我还把这一大摞《边区贸易》背进了天津，后来又从天津带进了北平。但多次搬家，倒来倒去之后，还是都弄丢了，非常可惜。多年之后，林海云部长还跟我问及《边区贸易》的事，得知我自己留存的那些都弄丢了，他无限感慨地说：“真可惜呀，要是保存到现在，那肯定是国家级的重要文物。那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贸易工作的真实记录，都是第一手资料，是边区的重要文件。”
《边区贸易》对于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就像一块肥沃的田地供我辛勤耕耘。通过它，我受益匪浅，特别是文字工作的能力大有长进。
在刻印《边区贸易》过程中，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我因为文稿字迹不清与柯庆施发生过一次争吵。
柯庆施时任晋察冀边区财经小组副组长。1947年边贸总公司开会布置工作，有一文稿急着用，柯庆施修改后，就把文稿交到我手里刻印，要求中午12点就要用。我急人之所急，可是翻开文稿一看，有一些字涂抹修改得根本看不清，问别的同志也都看不清。我一下着了急，字看不清怎么刻版？怎么完成任务？于是，我当下就拿着文稿来到会场，大声地问：“这是谁改的稿子，这么乱糟糟的？”
这一嚷嚷柯庆施出来了：“小同志，怎么回事？慢慢说。”
“有一些字看不清，怎么刻版呢？”我着急地说。
“这是我改的，字写的太潦草了，对不起，小同志，我让秘书誊清了再给你。”柯庆施态度诚恳地跟我说。
我一听他这么说，知道自己刚才不应该那么气急败坏，正在这时，业务部长和经理们都听到我的嚷嚷出来了。他们赶忙把我拉到一旁说：“你怎么跟老柯吵起来了，人家可是边区的领导。”听了这话，我更加不好意思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想到，柯庆施却主动跟人解释说：“小同志很负责任，这事该怪我，不怪他。”他的这句话就帮我解了围。
这次的“争吵”之后，再没有出现过文稿字迹模糊不清的现象，我的刻印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边区贸易》也越办越好，版面美观、内容丰富，有方针政策、贸易信息、经验介绍等，俨然成了边贸总公司不可或缺的刊物。
随边贸总公司前往定县
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庄严号召。
11月中旬，晋察冀野战军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华北重镇石家庄。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篇报告对中国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顺应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形势，晋察冀边贸总公司决定，于1948年春由曲阳迁到定县。
为了扩展贸易范围，边贸总准备到新四军那边去开展贸易，为此，边贸总决定建立苏北办事处。王晓楼任办事处主任，我也被调到办事处。我们一行人就由王晓楼带队，两辆大车拉着东西，四匹牲口驮着电台，十几个人骑着几辆自行车，由定县南下，一个县一个县地走。到了河南濮阳的时候却不能继续前进了。因为那时候刘邓大军已经过江，国民党地方部队断绝了通往苏北的交通，不得已，我们就在濮阳滞留了几天。
濮阳有北宋和辽交战的古战场，那几天里，我还特意去古战场凭吊。走在苍茫古老的大地上，想象着古时宋辽两军对峙厮杀的惨烈和北宋委屈求和签订“澶渊之盟”的无奈，再联想眼下国共双方交战的艰难时局，我的心情很难平静。抚今追昔，我感慨甚多，游走了许久才离去。
后来，我们又接到边贸总的电报，通知我们说，由于原来的一个先遣小组牺牲，我们不必去苏北了，原路返回定县。于是，我们又掉回头北上，一行人平安返回了定县边贸总公司。
任华北贸总外贸处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