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我们还观看了克里木同志参加的骑马“夺羊”（亦称叼羊）比赛。他们说，这是塔吉克族的一种风俗，从夺羊比赛中看谁最勇敢。比赛规定，谁能骑在马上把一只奔跑的羊夺到手，谁就是优胜者。比赛场面非常壮观，争夺异常激烈。选手们时而扬鞭催马向前飞奔，时而蹬里藏身，时而几人一起“夺羊”。这比赛是智慧、力量和技巧的综合较量。克里木不愧是一位高手，霎时间就把羊夺到了手。正在庆幸之时，一不留神，羊又被别人抢走。真是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克里木也只能遗憾不已。
考察边疆海关
这里有一条河叫塔什库尔干河，也叫“冰河”。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这里的山也被称为“冰山”。在“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中，我们乘车前往红其拉甫山口海关。
由县城出发，沿公路向南，我们步步登高，空气也渐渐稀薄，终于到达了红其拉甫海关。红其拉甫海关位于海拔4877米的红其拉甫山口，是中国海拔最高的海关，也是喀喇昆仑公路的最高点。喀喇昆仑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被称为“世界奇迹之一”。它连接着中国新疆的喀什和巴基斯坦北部城市塔科特，是中国同巴基斯坦及巴南部港口卡拉奇、南亚次大陆、中东地区的唯一陆路交通要道。1966年至1978年，中国援助巴基斯坦修建了这条“当代丝绸之路”。公路全长1038公里，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沿红其拉甫河、洪扎河、吉尔吉特河和印度河蜿蜒而下，沿线地形十分复杂。这条公路中，中国政府援助的一段长度为613公里，北起中巴边界红其拉甫山口，南至巴基斯坦塔科特大桥，被誉为“中巴友谊公路”。由于施工难度大，修建这条公路时，中巴双方共有约700人献出了生命。
红其拉甫是波斯语，意思是“死亡之谷”，或者“流血的沟”。从名称上就足见其自然条件之恶劣。那里没有百姓住户，只有国家的三个派出的单位：海关、边防站和气象站。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到达红其拉甫口岸后，受到了海关、气象站和边防站全体同志的一致热烈欢迎。这里山高峰峻，空气稀薄，一般人的高山反应都很厉害，根本不适合人类长久生存。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地方的工作人员要经常轮换，不能一直待在那里。每隔几个月，山上的人就换下来，休整以后再派上去。所以能够在红其拉甫工作，本身就是英雄。那次陪我们上山的一位医生因中午用餐时饮酒，过多地消耗了体内氧气，竟然跌倒在地。情况紧急，他立即被送下山。一到山下就恢复正常，脱离了危险。我们几个同事没有饮酒，只是感到呼吸急促。1976年我在拉萨出差的经历也为我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在高山缺氧的地方绝对不能饮酒，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鉴于红其拉甫口岸山高缺氧，当天傍晚，我们即下山回到塔什库尔干县招待所。在县里，县委请我们吃“全羊宴”。盛情难却，我举起杯来代表海关总署和乌鲁木齐海关向县委表示感谢，感谢县委对红其拉甫海关的支持和对我们的款待，
我回乌鲁木齐海关后，还曾建议可将红其拉甫海关迁移到塔什库尔干县。搬迁的原因首先是那里海拔太高，不适宜设海关。曾经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老太太在过关查验时，因缺氧，猝死在红其拉甫海关，给海关带来了许多不必要麻烦；其次，红其拉甫到塔什库尔干县只有一条路。所以我建议将海关搬迁到县城。但因为当时没有基建经费，此事就拖延了下来。一直到1992年，红其拉甫海关才搬迁到塔什库尔干县。
新疆之行的收获
“行万里路”、“读无字书”是古人的一条学习经验。我对此一直非常重视，并实行之，坚持之。这是我从农村干部实现知识化，进而成为中国海关领导干部的一条重要经验。我把读“有字书”和读“无字书”结合起来。如果说“有字书”是前人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经验总结，那么，读“无字书”就是自己直接去经历、去体会、去总结实践经验。我把这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相得益彰。
就拿这次新疆之行来说，我除了听克里木讲左宗棠收复新疆等故事以外，还非常注意看。沿途所看到的景物、世相和人事，都是“无字书”。读这样的书，是读别人所写的“有字书”无法替代的。行万里路，读“无字书”，也是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养成的习惯。我走一路“读”一路，走到哪里就“读”到哪里，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更愿意把“读”之所得所悟写成文章。如《难忘的新疆之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西藏之行》《台湾之行》、《南方之行》等，都是我在行走考察之后写下的感悟。这次新疆之行的成果之一就是建议搬迁红其拉甫海关至塔什库尔干县，若不读懂“无字书”，则没有真知灼见，肯定是提不出这样建议的。
我在新疆读“无字书”时，既“听读”又“看读”——既听别人讲故事，又自己边走边看。通过这种方法，我从中读到了有关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既有“存史”之用，也有“资治”之助。新疆的历史和现状也引起了我的深思：新疆在我国可谓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然而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但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经济潜力巨大。中国小康的关键在加速西部的发展，西部发展的关键在新疆。中央若是能给一些特殊政策，把新疆的经济潜力开发出来之时，就是中国实现小康之日。
当年我在新疆的思考并不是没有意义——本世纪初，党中央决定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战略实施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0年中央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各省市实行对口支援，目的是加强新疆的发展。眼看着当年的思考正在变成现实，我十分开心。
全国性打击走私工作的缘起
俗话说：在其位要谋其政，更要善谋其政。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由闭关自守转向对外开放、乡村经济大变革推动城市经济大发展的年代。
其时，我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主管海关缉私工作，相继兼任国务院打击走私临时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从事打击走私的日常工作。在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组织海关系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走私犯罪活动的斗争。斗争之尖锐，斗争之复杂，斗争之广泛，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反走私史上也是罕见的。
近年来，不断有同志建议我讲讲这一段历史，认为这对党史和国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现在，我就对这一段时期全国打击走私的情况做一简要回顾。
走私活动猖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整个国民经济活跃起来，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有了很大发展，形势很好。但是，由于经济立法和管理工作跟不上，走私活动也泛滥起来，海上走私十分猖獗，沿海一些市镇甚至到了不能令人容忍的程度。
1980年，据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四省市14个海关的统计，海关查获走私案件约2.5万起，私货总值达4145万元，其中沿海查获的案件3662起，占总案件的14%，私货价值2819万多元，占总值的比例也高达60%。其中，晋江一带走私最为严重，厦门海关1980年仅冬季两个月内就查获海上走私案19起，私货总值达82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