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佛教传入西藏，逐步形成了藏传佛教的密宗，这是我国佛教内部的三大派宗之一。由于西藏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及佛教自身的因素，藏传佛教形成了与汉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完全不同的特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富特色的一支。密教的特征是主张身、口、意三密相应，以求得出世界。密宗还有许多具有神秘色彩的修习仪规。
青藏高原自然条件之神奇，与其孕育出的原始宗教——本教之神奇相得益彰，再加上印度密教在藏区流行，藏传密宗得以形成。这样一来，西藏本土神秘与印传密教神秘相融合，使雪域高原的神秘色彩更加浓郁。这就是西藏文化的本质特点，也是西藏吸引了众多香客和旅游团的奥秘。这也是我的西藏之行的重要收获与感悟。
将要告别西藏之际，我看着这里的瑰丽风光，不禁生出依依不舍之情。雅鲁藏布江两岸山花烂漫，万木葱郁；巍巍高原奇异壮观、万千气象，这些美景都使我心旷神怡，感慨万千。我顿觉难舍、难忘这块神奇的土地。临行时，西藏自治区边防处长王贵同志送我一根拐杖，我把它带回了北京，作为了永久的纪念。
给原海关总署副署长平反
1949年10月，海关总署在北京成立后，丁贵堂被任命为海关总署副署长。1961年，丁贵堂任外贸部海关局长。旧中国海关总署在上海，丁贵堂时任副总税务司、副署长，那里的总税务司是美国人李度。上海解放前夕，总税务司随国民党政府逃走。但李度并不甘心失败，总是找机会给海关写信或打电报，声称：“只要你们宣誓不替共产党海关办事，我就给你们钱，给你们养老金。”历史证明，李度想错了。丁贵堂副总税务司不为利诱留了下来。为迎接上海解放，他组织了一个新组织——海关应变委员会，下属的各个税务司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保护海关不受损失，迎接解放军解放上海。
1955年肃反时，应变委员会被定为反动组织。“文化大革命”中，应变委员会又被升格为特务组织。作为应变委员会的领导，丁贵堂就成了特务头子。所有参加过应变委员会的人也都有了特务嫌疑。之后，这就成了一个政治历史问题，也是海关系统的一个大案。很多年来，涉及的人都被这个历史包袱压得抬不起头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推动下，从中央到地方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速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1979年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提出，冤案、假案、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外贸部为了落实这个精神，成立了平反领导小组，郑拓彬副部长任组长，我任海关局平反小组长，负责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应变委员会的案子就首先摆到了我的面前。
应变委员会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是不是特务组织？这一定要分清，这是问题的关键。由于我的工作思路明确，一下子就抓住了丁贵堂问题的根本。于是，我组织领导平反办公室的同志们展开了对应变委员会的调查。我们到始发地上海海关查阅有关档案、历史材料和当时的报章杂志。还找有关人员开调查讨论会，找当事人谈话。通过这些方法，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材料，鉴于各方面的材料，我们能证明：应变委员会不是破坏海关，反对人民解放军的特务组织，而是保护海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群众组织。应变委员会不但没有做坏事，还做了好事，保护了海关，迎接解放军进城，欢迎解放军接管海关。
据此，我写了《关于丁贵堂应变委员会问题的平反报告》报告给上级。海关局党支部同意平反小组报告，经部平反领导小组批准后，在海关局机关大会上正式宣告了丁贵堂同志的平反决定，并赴八宝山革命公墓将丁贵堂同志的骨灰归回原位。这个平反报告不只是关于丁贵堂同志一个人的，而是关于参加应变委员会的一批人。他们涉及到全国各个海关，所以各地的海关纷纷来海关局了解情况，核实问题。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热情接待，跟他们介绍应变委员会不是特务组织，应予彻底平反。很快，应变委员会的问题在各个海关得到解决，也解放了一批人。这些人都非常感谢我给他们平了反，但我对他们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党中央。要是没有中央的政策，我也给你们平不了反。”
赴上海参加中央工作组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处于极大的悲痛之中。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却加紧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内乱不已，人民忧心忡忡。危急时刻，时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志，于1976年10月6号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集团。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来，举国欢庆，人们纷纷走上了街头，敲锣打鼓，舞龙舞狮，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心中的忧虑代之以扬眉吐气、喜笑颜开。
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中，外贸部里举办了一个庆祝粉碎“四人帮”学习会。我在学习会上发了言，讲了三句话。
当时我十分激动地说：“我这一生里有许许多多高兴的事，但是，最高兴的事情并不是太多，只经历了三次。”
别人急忙问：“是哪三次呀？”
我说：“第一次是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那是1945年8月15日。当时我15岁，在区政府工作，那天晚上在区公所里大家高举金杯把歌唱。”
“第二次是打败蒋家王朝，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我已到了北京，是在贸易部里，心里高兴啊！”
“第三次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粉碎‘四人帮’。”
大家一听觉得很新鲜，我把粉碎“四人帮”跟打败日本鬼子、打败蒋介石并列。都觉得我这话说得有意思、有水平。于是，我的发言就被作为典型发言登了简报，发给各个部门，受到普遍好评。
“四人帮”被粉碎，中央决定立即派工作组去上海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因为上海是“四人帮”活动的重要基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
外贸部也派人参加中央工作组。1976年初冬的一天，海关局长朱剑白通知我说：“李强部长决定派你去上海参加中央工作组，你把手边的工作安排一下。”第二天，李强部长就找我谈话，说明赴上海的任务。加上我，这次外贸部一共选派了五个人参加中央工作组。我们五人负责上海财贸组、上海外贸局和上海海关的清理工作。主要清理这三个单位里的与“四人帮”有关的人与事，并选拔干部组织新的领导班子。
进驻上海海关
1976年11月份，我和马云汉代表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海关，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我宣告了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海关的决定，还讲了工作组的中心任务是清查上海海关跟“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具体的办法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海海关哪些人、哪些事与“四人帮”有关，群众心里自然有数。我还鼓励群众进行检举揭发，告诉大家可以写成材料，也可以找中央工作组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