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要海关总署编写《当代中国海关》作为丛书的一个独立卷。随后，署长批准，成立由16人组成的《当代中国海关》编委会。编委会按姓氏笔画为序：叶万定、区锡刚、孙锡文、孙伯雁、刘永康、陈寿贤、宋宝书、周福基、杨柄月、胡勇华、宿世芳、屠筱仙、蒋玉中、蔡渭洲、阙仲英、鲁宝元。主编宿世芳，副主编孙锡文。
从那时起，我就着手组织编写工作。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的精心指导下，编委们认真收集资料，草拟提纲，选择了蔡渭洲、高永胜、江小平等几位同志为撰稿人。经研究讨论，确定以我撰写的“中国海关”词条作为《当代中国海关》的编写大纲。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对新中国四十年海关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一一加以科学总结，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贵的事实资料，如实的写出新中国四十年的海关史，为世人后代留下了一部科学信史，使之成为传诸后世的关宝。
《当代中国海关》书脊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当代中国海关》于1992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海关的一件大事。中国海关从此有了自己的关史，真是可喜可贺！
《当代中国海关》是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结晶。参加编书工作的有海关总署办公室、政策法规司、人事教育司、监管一司、关税司、调查司、综合统计司、科技装备司、财务司和外事处的人员，加上编辑部专事编撰工作的同志近30人。提纲拟就及初稿完成后，先后印发全国各直属海关，院校，又分赴上海、广州、深圳和江门等地，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各地关、校的同志以及离退休的老领导、老同志主动为编书出谋献策，并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材料和图片。总署档案室和文印室的工作人员，在查找资料、打字、印刷书稿等方面积极配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当代中国海关》的重要意义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而编写史书有重大的意义。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把我们海关走过的路和取得的经验，介绍给全国各族人民，介绍给世界人民。我们人民必能从中吸取到可贵的教益，不忘过去，珍惜现在，创造未来。一切关心中国的外国朋友，也能通过《当代中国海关》增进对新中国的了解。历史经验是可贵的，它使人们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也不为成功的经验所束缚，从而故步自封，要与时俱进。历史经验的可贵，在于提供人民继续前进的源泉和动力，在于给人民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智慧。社会主义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临新的重大课题，这不能从既往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答案，而要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认识，发扬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精神，去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创造新辉煌。
各地海关志和《当代中国海关》的编写都很艰苦。之所以艰苦，主要是由于基础太差，起点太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海关，是由洋人主持的，行文办事都用洋文，中国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建设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当代中国海关”，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关道路。几十年来，海关的同志们为此贡献了智慧，付出艰辛，备尝了失误的痛苦和成功的喜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海关，这就是从四十年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当代中国海关》是四十年基本结论的科学总结，是当代中国海关史上的一座丰碑。
秘书不可自作主张
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工作的时间很长，工作单位也几经变换，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都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但这也免不了有犯错误、挨批评的时候。每到这个时候，我并不会感到难堪或者生气，相反，我总是认为：领导的批评才是对我的关怀和爱护。因此，工作的这几十年中，受到的几次批评都让我刻骨铭心。
1949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在单位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朱德总司令办公室的潘开文秘书打来的，他要林海云接电话（潘开文同志与林海云在红军总部工作时是同事）。我说林司长今天因为感冒，没有来上班，正在宿舍休息。潘秘书听完，没有说有什么事，我也没有再问。
第二天上午，林海云同志来到办公室跟秘书处的同志们说：“昨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发汗，宿舍传达室来人报告说朱总司令到了门口。我赶紧起来，穿上衣服到门口迎接。朱总司令的突然造访，让我出乎意料。”
两人一见面，朱总司令就说：“听老潘说你病了，没有上班，正在宿舍休息，我特地过来看看你。”
林司长赶忙对朱老总说：“我只是有点感冒，这点小病还让总司令牵挂。”
讲完头天晚上的经历，林司长就困惑地说：“总司令怎么知道我感冒呢？”
我赶紧说：“是我在电话上告诉潘秘书的。”
林司长一听，有点不高兴地对我说：“总司令办公室来电话，你怎么不报告？这使我很被动。”接着，他又嘱咐我：“以后中央领导同志来电话，一定要及时向我报告。”
安玉凉处长也批评我，告诫我当秘书不可自作主张，有事要及时报告领导。然后他又向林司长解释说：“小宿年轻不懂事，以后他会注意的。”
这一年，我只有十九岁，这个教训让我铭记到现在：当秘书的不可自作主张。
摹仿领导人的签名是犯纪律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中央贸易部国外贸易司秘书处当副科长，兼任林海云司长的秘书。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能看到姚依林副部长的批示。我很喜欢姚副部长的毛笔字，一有空就临摹，时间一长，我写的字就有点像姚的笔体。
有一次，我在一份《人民日报》的空白处写了一句话：“请安玉凉同志一阅，姚依林。”秘书处的同志看到这张报纸，赶紧送给安处长。安处长左看右看，也没有发现报纸上的内容有特别值得阅读的地方。
大家正在纳闷的时候，我笑着说：“这不是姚部长写的，是我瞎写的。”
安处长一听，立刻勃然大怒道：“你知道嘛？摹仿领导人的签名是违犯纪律的！”
他的声音很大，其他处的同志听到他高声大喊，立即都跑过来看个究竟。大家见到我写的那行字，都说很像姚副部长的笔体。李范如处长还笑嘻嘻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宿，你真行。”安处长说：“你们还夸奖他！他违犯纪律啦！”
同志们都很不解：写字违犯什么纪律？安处长这才跟我们说：“他摹仿部长签名，并且还作批示，这还不是犯纪律吗？”
大家听完都笑了起来。安处长先是生气，后来也笑了。随着大家的笑声，我的心放松下来，但教训永记心中。
工作出错，浪费周总理时间
1952年秋到1955年夏，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担任商务参赞兼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的秘书。
记得有一次，李强同志写给周总理一份重要报告。由于是机密文件，没有送去打字而由我誊清。我抄完后，李强同志再签名确认，然后再由我交给信使带回北京。当时李强同志嘱咐我附上一张表，结果我把一张表弄错了，没有附上李强同志交给我的那张表，而是附上了与报告无关的一张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