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9日，中央贸易部正式挂牌。部长叶季壮、副部长姚依林、沙千里、雷任民，办公厅主任林海云。时间不久，胡仁奎从天津来北京，接任办公厅主任。林海云任国外贸易司（以下简称“外司”）司长、部党组成员。当时，主持部里工作的是姚依林副部长，而叶部长和沙副部长尚未到职，他们是1950年春节后才到部里履职。
接触中渐生好感
1949年的冬季，部里每周都有重要的形势报告，我和刘钢总是相约一同去听报告。接触一多，慢慢地产生好感。
有一次，她到我住的那间小屋里来。我们彼此谈心，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述说一个女孩子的身世。我十分同情故事中的主人翁，后来她言明，故事中的女孩就是她自己。又有一次，也是在我住的那间小屋，我向她讲了我的身世：十岁丧母、十四岁入党、十五岁离开家脱产参加工作。我家境困难，每月的几元钱零用费也都寄给父亲养家糊口。
后来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俩其实已经在恋爱了。只不过，我们谈恋爱不像书上说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而是谈政治认识，谈国家大事，表明自己反对美帝、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志向。那时，我是共产党员，她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我们两个人立场相同，思想一致，越谈越近乎，就这样由相知到相恋。
也是这年冬季，有一天刘钢给我打电话，约我晚上去看京戏，我问她哪儿来的戏票，她说晚上见面时告诉我，电话上说不方便。
到了晚上，我俩背着书包去西单长安大戏院。但看门人不让我俩进，问我们是从哪儿弄到的票。我们说：“这是领导给我们的票，本来这票是给领导人的，但他有事来不了，于是把票给了我们，我们俩就在领导人办公室工作。”戏院的看门人看到我们胸前佩戴的“中央贸易部”字样的胸章，又问清了情况才放我们俩进去。
我们一进去就全明白了，来看戏的人都是党政军各部门的首长，只有我们俩是身穿灰棉袄的一对小青年，坐的位子还很靠前。难怪进门时盘问那样详细。这天晚上的戏是为了招待全国劳模和战斗英雄的，都是名角出演，梅兰芳和马连良都登台了。刘钢懂戏，她边看边小声地介绍给我听。
恋爱中的小考验
我们两个人频繁接触，恋爱的秘密就保不住了。外司秘书处的高炎副处长对我的婚事很关心，但他不赞成我和刘钢相爱。他多次向我夸奖秘书处的一位女同志，说她稳重，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孩。我明白他说话的意思，但我没有听从。我喜欢尖锐泼辣、敢说敢当、敢恨敢爱的女孩，刘钢就是这样的性格。记得有一次，部里的很多人都去西长安街电影院看电影，刘钢为了和我在一起，就和外司的人一起步行前往。外司秘书处处长安玉凉同志故意和刘钢打趣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叫‘刘钢’这样的名字？”刘钢话不让人，马上就反问：“那你怎么叫‘安玉凉’，为什么不叫‘安玉热’呢！”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安处长碰了钉子，哑然无语。我一听，好厉害的嘴呀！刘钢说话不让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并没有影响我喜欢她。
1950年春天，外司从正义路13号迁至桂乐第大楼办公，我和外司领导在二楼上班。当时我就住在四楼上的一间屋里。虽然这里离部长办公室远了点，但还是不影响刘钢下班后来找我。一次又一次，日久成了习惯，我天天晚饭后都等她到来。
有一次是星期日，我以为刘钢会来桂乐第大楼找我。可是我在宿舍里等啊等啊，等了一上午都不见人来。午睡后我继续等她来，左等右等，天都黑了也不见她到来。我就自己回宿舍准备睡觉，心里还想：不来拉倒，爱来不来。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推门而入，我扭头一看，呀！是她来啦！我有一肚子气，故意一句话也不说。
她一看我那样子就知道是在生她的气，立即怀有歉意地对我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看到她先致歉，我不能再不理她，就问她：“这一整天，你上哪儿去了？”
她说：“是黎虹把我叫去了，她说让你等一天，考验考验你。”“黎虹还说，‘自从有了小宿，你也不来找我了，今天跟我玩一天。’”一听她解释，我一肚子的气不翼而飞。
黎虹同志是刘钢的同学和好朋友，比我们大两岁，是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刘钢和我要好后，我们三人曾同去西郊游玩，同去逛颐和园，我们都很谈得来。她还曾同我开玩笑，故意小声在我耳边叫我一声“科长”，这让我很不舒服。我在外司是秘书处文书科的副科长，但从没有人叫过我“科长”。领导同志叫我“小宿”，科里的同志大都比我年岁大，也都叫我“小宿”。突然听到黎虹叫我一声“科长”，觉得真刺耳。
约定成婚
一开始，我和刘钢商定：只恋爱不结婚。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一种说法，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们俩也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
但是，形势的变化，使我俩原来商定的意见也改变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兵入侵朝鲜，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中国跟朝鲜只是一江之隔，“唇亡齿寒”。对此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号召干部报名去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作战。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我和刘钢都积极报名去朝鲜抗美援朝，但没被批准。那时中央贸易部有不少干部被批准去朝鲜。我们欢送他们赴朝作战，大家情绪激昂，高呼“打倒美帝”的口号。这以后，我们的思想有了转变。
这年中秋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我约刘钢出来，在东交民巷正义路13号大门前的柏树林里商议终身大事。最后，我们决定结婚，明确二人的关系。我们双方都分别去报告自己的父母，征求老人同意。
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这么繁琐，只要二人同意就可登记结婚。但要结婚必须报经领导和组织批准。我们双方的家长表示同意后，我们二人就向领导和组织上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如下：“我们俩自去年11月经王毅同志介绍，经过一年多的相处，彼此了解，感情融洽，政治方向一致，共同要求进步。愿做爱情结合，成为革命的伴侣，互相帮助会更大，故向领导上提出结婚的要求，并拟于阳历年举行婚礼，请予批准。宿世芳，刘钢，1950年11月19日。”（两份报告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开头不同）
难忘的结婚典礼
报告上交后，外司的领导和部里秘书处领导都批示“同意”。之后，我们就为1950年12月30日举行结婚典礼做准备。
跟我在一起工作的刘德绥和陆墨姝两位同志帮忙最积极，我们的婚礼都是他们帮助筹备的。
举行婚礼的地点定在中央贸易部办公大厅（即东交民巷正义路13号原外司办公的地方），时间定于1950年12月30日晚上7点。在这一天的上午，我和刘钢去故宫西门外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五区区公所办理结婚登记。《结婚证书》的编号：京婚五字第542号（甲乙两份）。证书内容：“兹有宿世芳，男，22岁，河北省曲阳县人；刘钢，女，21岁，山东掖县人，申报于本年12月30日在中央贸易部举行结婚典礼。业经依法审查合格特发本证书交男女双方收执，以资证明。”落款是：“结婚人宿世芳、刘钢。”证书上还写着：“证婚人胡仁奎。介绍人王毅、徐瑞增。主婚人刘伯衡、杨时修。时间：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证书上盖有一方第五区公所的印章。证书用的是粉红色硬纸加红框，正面“结婚证书”四字，并印有五星红旗。里面有水印双钩“结婚证书”字样，证书高30厘米，宽40厘米，庄重大方，喜气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