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30日晚上，我和刘钢结婚典礼在部里办公大厅举行。来参加典礼的有一百多位，内司、外司、办公厅都有人参加。其中还有许多位领导人，叶季壮部长、姚依林副部长、胡仁奎主任、林海云司长、王晓楼校长、周彬处长、张光斗处长、王延龄处长、牛得清处长等等都来参加了。来宾都在一块高70公分，宽45公分的长方形粉红色丝绸上签名留念。粉红绸布的顶端用毛笔繁体字写有“刘钢、宿世芳同志结婚纪念”，下面的方绸上写满了人名。几十年后，当我展开这方绸布看到这些人名时，我仿佛又回到了建国之初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只不过，绸布上签名的不少人已离开人世。
1956 年五一，宿世芳（右）和夫人刘钢摄于紫竹院
在我和刘钢结婚的典礼大会上，证婚人讲话，我和刘钢分别讲话，表示对大家感谢，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新房做客。之后就开始跳舞。音乐响起，大家都翩翩起舞。林海云司长则用他的“奔驰”轿车先送我们俩回到刚刚分到的一间新房，新房在东单大华电影院对面外司宿舍二楼。据说舞会到夜里12点才结束。
为我们办理婚事的刘德绥、陆墨姝等人忙前忙后，并用大家送的礼金买了茶壶、茶碗、洗脸盆等。多年来我们俩一直对他们心存感激。
中央贸易部成立后，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婚礼大会，在当时供给制的条件下，我们非常节俭。婚礼时，刘钢穿的是一身新发的棉衣，我穿的是一身藏青色呢子中山装，也叫“科长服”。这套中山装是这年冬季，部里给科长以上的干部都发一身呢料，统一制装的，手工费由自己承担。我这身中山装刚做好就派上了最重要的用场。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照一张结婚照片留作纪念。那时，岳父岳母送给我们俩两条用过的毛毯。这毛毯用了几十年，现在还在使用。
新婚后回老家过年
我和刘钢在阳历年结婚，阴历年就一起回曲阳老家过春节。
1951年2月6日是阴历大年初一，我们和四位在京工作的同乡商量好一块回曲阳老家过年。那时杨月华、杨进科、张欣三也都在外司工作，杨时修在北京市工作，我们一行六人于2月3日晚上在前门车站坐火车回曲阳。2月4日黎明，火车到达定县。下车后我们六人雇一辆马车直奔曲阳。定县距曲阳60华里，中午才到曲阳文德村。张欣三和杨进科是该村人，他们俩下车回家。杨时修也是文德人，他用家里的一辆马车先送杨月华到她的老家东河流村，然后驾车西行，经过曲阳县城送我和刘钢到杨家庄村。这时太阳已快落山了。杨时修是我继母的表弟，他和继母寒喧了几句，就赶着大车回文德村了。
回到家里，父亲、继母和小弟盘洲见我们回来都喜出望外。村里乡亲们听说我带着新婚妻子回村，也都来家里看望。来看热闹的人多数是妇女小孩，他们见大城市来的人都很稀罕，不停地问这问那。刘钢反问一个女孩子：“你有对象吗？”那个女孩儿一害羞，竟然哭了。几个村干部们还来到家里，父亲欢喜地用烟卷和茶水招待。一下午家里热闹非凡，继母忙前忙后地招待乡亲们。
晚上，我和刘钢住在东配房，九岁的弟弟盘洲给我们把炕烧热，还放了一个尿盆，倒也方便。我们俩一路劳累，睡在热炕头上，觉得新鲜又解乏，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2月6日是大年初一，按照乡下的风俗，我和刘钢去拜望长辈们和堂兄堂嫂。初二上午，我们去路家庄看望堂姐兰竹。初二下午，我们留在家里，刘钢和我父母拉家常。初三，因为要回京拜望岳父岳母，我和刘钢就辞别了父母回北京了。
因为那是我结婚后第一次回老家，也是刘钢首次见到公婆，这次经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时过60年，我还能回忆起当年的一些情景。
养儿育女
我和刘钢在结婚证书上写的年龄“宿世芳22岁，刘钢21岁”都是虚岁，实际上我们俩那年都是20周岁，我比刘钢只大一个月零三天。
我的生日是1929年12月20日，刘钢的生日是1931年2月8日。
我们结婚后还曾约定不生子，后来发现那是错误的。结婚了，就是一个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就应该养育子女。
1951年10月19日（农历辛卯年九月十九日），妻子顺利生下一个女孩。女儿的外公为她起名“圆圆”，取圆圆无缺的意思。宿圆圆属兔。
时隔四年，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她是在家里由街道的医生给接生的，也比较顺利。当时我们住东单中椅子胡同三号。孩子的外婆为她起名叫“宿虹”，具体的出生时间是1955年5月6日（农历乙未年闰三月十五日），属羊。
儿女四人 摄于1970 年 （从左至右）前排：宿达、宿迟 ，后排：宿圆圆、宿虹
又隔一年半，1957年1月23日（农历丙申年腊月二十三日）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属猴。这孩子是在医院顺产的。因为是男孩，我给他起名叫宿迟。“迟”字叫起来顺口、响亮。他外婆说，叫“迟”是嫌他来迟了。当爸爸的总喜欢男孩，所以外婆这么说似乎也不无道理。
1964年初，小儿子出生。我给他起名叫宿达。“迟”字有“走之”的意思，“达”字也有“走之”的意思，这样可以让兄弟俩的名字连着。他外婆说，叫“达”是因为达到了目的，这话其实也有道理。这个孩子的生日是1964年2月23日（农历甲辰年正月十一日），属龙。也是在医院顺产的。
儿女小时候的趣事
我和妻子结婚十四年后，生育了两女两男。多年来我们虽然一直雇保姆对孩子看管照顾，但是最受累的还是当母亲的。刘钢为养育四个孩子含辛茹苦，费心操劳，堪称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孩子们小的时候也给我们做父母的带来了说不完的欢乐。
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很聪明，继承了她们母亲的优秀基因，有些地方还超过了她们的母亲。
我记得圆圆上中学的时候，看了一场电影叫《海盗》，回到家她就凭着记忆把《海盗》的故事情节写成了一篇叙事文，送给我看。当时我已从“五七干校”回京，分配到海关局工作。每天在外贸部大院参加挖地道的劳动，以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在劳动中间休息时，我就给一起劳动的同志们讲《海盗》的故事。因为圆圆记录得齐全，我讲起来很生动，听的人都入了迷。我们劳动了三天，就讲了三天的故事，劳动结束后，大家都说劳动故事双丰收。
1976年冬天，我参加中央工作组在上海的工作。外贸部派我和其他同志清理上海市财贸组、上海市外贸局和上海海关三个单位里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个时候，小虹从北京抄写了一首悼念总理的长诗，寄给我看。诗文言简意赅，叙述了周总理一生的功绩，但用词生动深刻，十分感人，我读后还掉了眼泪。
我们外贸部在上海的五个同志都传看了这首长诗。诗文落款没有署名，我们都认为是叶剑英元帅所写，因为只有像他这样位高权重，了解总理的人才能写出这样主旨高远、气势恢宏、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的诗。大家还夸奖小虹抄录的诗有水平，字也写得好。后来我们回到北京后，郑拓彬副部长还专门问了叶剑英元帅在外贸部工作的女儿，让她回家问一问，这首诗是否是叶帅的作品。但问了后，答复是否定的。这首未具名的诗我曾抄录在一个本子上，可惜后来没有找见，不能满足现在重新阅读的需要，不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