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郑区长等几个区干部到村里来见我这个最小的党员。在闲谈间，我讲出了“商鞅作法自毙”的典故，郑区长很吃惊，同时也觉得我是个好苗子。从那时起，他就一心想着要调我到区里当干部了。
第二年，我就被郑区长调到了区里，直接给他做助理。郑区长非常喜欢我，提拔我到区里工作是他经过多年的考察、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力排众议的选择。后来我的出色表现证明了他当时的选择没有错，可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敢于选调只上过两年小学，年仅15岁的我当区干部，如果没有伯乐的眼光和革命的胆识，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我跟着他工作之后，他也特别关照我，在政治上严格要求，在工作上大力支持，在生活上关心爱护，特别在人身安全方面更是关怀备至，时常让我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
记得有一次，郑区长从家里回来，带了10块钱，他心里特别高兴，就叫上我和另一个助理去吃饺子。那时候生活艰苦，饺子可真是难得的盛宴啊！我们三个人胃口大开，吃得特别香，一顿就“消灭”了100个饺子。我真是觉得那顿饺子比大年初一的饺子还好吃，还解馋，感觉就像又过了一次大年似的。
这样类似的小事还有很多，郑区长在工作和生活上真是时时处处关心我。
15岁的区干部
到区里工作后，我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第一件事就是改名字，这完全是为了安全的需要，因为我原来叫宿小木，如果到区里工作还叫宿小木，敌人就很容易查出我是哪个村的，那我家里就有危险了。于是，我把名字改成了宿世芳，这样别人光看名字也不知道我是男的还是女的，便于掩护我的抗日行动。
我到区里工作以后，担任郑立章区长的财政助理，管财粮工作，发放粮票。当时区干部实行供给制，每月每人发三块钱作为零花，可以买些毛巾、牙刷、牙粉等生活必需品。下乡出差则另外发给粮票，半斤一张的，吃一顿饭交一张粮票。所以出差一天就能领到两张粮票，粮票都是区里用油印机印在毛头纸上的，加盖公章即可使用。
刚工作的时候我才15岁，因为年纪太小，还闹出过一些笑话。有次区里发毛头纸，只发给女干部，我很奇怪：不是说男女平等吗？为什么不发给男同志？我就去区长那提意见，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区长又不好直说，只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后来，别人告诉了我是怎么回事，我才知道。
工作中难忘的事
和疥疮作斗争
由于长时间在阴暗潮湿的地道里工作，晒不到太阳，当时很多人的身上都长了疥疮。疥疮是传染性皮肤病，病原体是会寄生的疥虫。疥虫体型很小，椭圆扁平，身上有毛，有四对脚，脚长有吸盘，寄生在人的皮肤下就能引起疥疮。疥疮多发生在手腕、手指、臀部、腹部等部位。症状是局部皮肤起血疹而不变颜色，特点是经常刺痒。疥疮的传染性很强，在那样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很多人都患了疥疮，“拉人不拉门”就是反映当时疥疮病普遍的一句话。意思是说疥疮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健康，每当疥疮发作时，人们坐立不安，心绪不宁，烦躁异常。
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当时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很差，疥疮又非治不可，怎么办呢？只有用土方法治疗——先在皮肤上涂一层蓖麻油和硫黄的混合物，然后再用火烤。为了防止敌人突袭，治疥疮的时候还要站岗放哨。我们烤疥疮时，都是男女分开，虽然烤得身上火辣辣的，但总比那钻心的奇痒好受一些。这样烤一两次还治不好，必须要经过多次烤疗才能痊愈，但一钻地道，受到潮湿刺激就又会复发，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中疥疮是很难彻底痊愈的。因此，有人说，疥疮完全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只有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不再钻地道，生存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活与工作环境得到改善，产生疥疮的条件被铲除了，疥疮才能根治。
吃派饭
我们到各村工作时都要到老百姓家里去吃派饭，去哪家吃要由村干部统一安排。安排吃派饭是要讲阶级路线的，一般都要到中农家去。地主家虽然吃得好，但是不安全，干部是被禁止去的。贫农家里太困难，干部去吃派饭会增加人家的负担，那是扰民，也不合适。所以干部下村工作时大都在中农家里就餐，人家吃什么，区干部就跟着吃什么。那时老乡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大多就是南瓜菜饭、红薯菜饭，吃好一点就加个窝窝头，加点自制的咸菜或辣椒。
有一次我和郑立章区长下乡到马羊村，为了便于行动，我们是在夜里去的。早上起来就在老乡家吃早饭，老乡特意给我们烙了饼，还摊了鸡蛋，这算是农村最好的饭了。郑区长一看，坚决不吃这顿饭，还批评了村干部，说我们要坚持制度，不能搞特殊。村干部解释说：“你们这么工作，挺辛苦挺危险的。而且，敌人抢我们的粮食，你们领导人民抗日打鬼子，有敌人吃的，还能没有咱们自己吃的吗？”郑区长听了，严肃地说：“这个制度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保持一致，使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如果破坏了这个制度，就是破坏党的纪律，就是脱离群众。脱离群众那是国民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决不能搞那一套。与老百姓同甘共苦，与群众打成一片，是我们抗日胜利的基础和保障，我们一定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郑区长的一席话使村干部深受教育。于是我们给这户老乡留下一斤粮票，另派到别人家去吃早饭。“一个实际行动，等于一打纲领”，郑区长的身教言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看在眼里，铭记在心里。
一百斤救济粮
有一天，我到中河流村出差，找韩长海有事。韩长海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从小在饥饿中挣扎。七七事变后，他积极领导本村的游击队开展抗日活动。他先后以地雷炸死、炸伤日伪军，活捉敌特，还缴获敌人的电话线，致使敌人的通信系统瘫痪，电话机成了摆设。1944年他参加了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召开的群英会，被授予“战斗英雄”的称号。
虽然素未谋面，但我对这位战斗英雄早有耳闻，心存敬仰之情。今天终于有幸能见面，我心里非常高兴，一路上脚步都很轻快。我一进村就找到了韩长海，他正在领着民兵练习挖坑、埋地雷。一瞧，果然很勇武：他30岁出头，身材魁梧，皮肤黝黑，两眼炯炯有神。
我跟着韩长海去了他的家，进家一看，他家非常穷，土炕上只铺着些草，还有一张破席子。韩长海的老母亲听说有区干部来看望她了，特别高兴。但老人家一看到我，心里直犯嘀咕：这不是个孩子吗？见她有点迟疑，韩长海又指着我补充了一句：“这就是区干部宿世芳。”听了这话，老人家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你就是区干部啊！你可得管管长海呀，他整天在外边抗日打鬼子，不管家，我吃了上顿没下顿……”面对此情此景，我也不由得产生了侧隐之心，就掏出一张纸来写了一个纸条，给老人家一百斤粮。老太太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有了这个条子，村里交公粮时他们家就可以用条子领一百斤粮，韩长海很感激我。村里头的人听说了都觉得我帮了他们大忙，都挺高兴。
没想到我回到区里把这事跟郑立章区长一说，郑区长却不高兴了。
“你怎么一下子给她一百斤呢？”郑区长说。